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五四”时期新青年受前人复辟思潮与“全盘西化”氛围的影响，容易对作为传统文化产物的贤妻良母产生“误解”与偏见，也因而五四女作家僵硬化、教条化地解读和塑造贤妻良母，这是“五四”文学的不成熟之处。到了三四十年代，激进的文化进化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消褪，贤妻良母在现代文学中重新崭露头角。贤妻良母形象从二十年代的“破”到三四十年代的“立”，反映了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回望，体现了现代文学的自省意识。
第一章 “贤妻良母”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演变
第一节 “贤妻良母”的历史回顾
一 “贤妻良母”的文化背景
“贤妻良母”是肇始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初期的特殊产物，与此同时，它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衍生物，其身上打下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深刻烙印。贤妻良母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社会分工模式以及传统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下，对家庭女性的一种高层次要求及美誉。从历史层面看，“贤妻良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先民自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男性凭借着自身先天强壮勇猛的生理优势，在生产资料的挖掘与获取上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在家门之外为获取一家老小的生活必需品而打拼奋斗，而身躯较为娇小和体力较为柔弱的女性受怀孕、分娩等生理羁绊，成为家门之内的“内当家”，由此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和社会分工格局。“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早在《周易·家人》中已有相关记载，“家人。利女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是最早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进行描述与确立的说法，此外，也有“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释名·释长幼》）等说法进一步阐释和明确了女性治家的生活职责。
“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模式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绵长的影响。在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家庭分工具体表现为“男耕女织”的形式，如男性耕种、狩猎，女性纺织、采桑等，男外女内，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开创和维持丰衣足食的家庭生活，因此古人常说“一男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孟子·尽心篇》里有“匹妇蚕之”、“匹夫耕之”的说法，《吕氏春秋·上农》认为“男耕女织”是“圣人之制”，“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资相为业，此圣人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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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贤妻良母”内涵的近代嬗变
一 晚清民初关于“贤妻良母”的数次讨论
晚清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受西方女性解放事业的触动与启发，有识之士试图唤醒广大女性同胞共同肩负拯救民族危亡大业的重任。1898 年在维新运动开展的高潮中，维新派首领梁启超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为了强国新民而疾声高呼兴女学，开女智，并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的观点，寄希望于社会和学堂能够培养既能相夫教子，又能宜家善种的新型贤妻良母，以此勉励广大女性同胞共同参与到改良国家困境及挽救民族危亡大业中来。梁启超的主张紧贴当时危急的时局，把女子解放与教育事业同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相联系，虽然这种解放女性的声音不够纯粹与彻底，但它的出现仍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对后来的“贤妻良母”论争产生影响。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教育部对保守的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理念进行了纠偏。1912年 9 月 28 日，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倡导女子教育既要讲究贞淑之德，也要追求自立之道。1913 年，又相继在小学颁布女子可以与男子同校，女子可以接受中等教育等一系列新规定。这一系列教育新规的颁布与出台，意味着当时女子教育与解放事业的推进，以及对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念的改良。可惜好景不长，1916 年，袁世凯复辟，掀起尊孔复古的潮流，在教育方针与理念上也是倒行逆施，教育总长汤化龙不再鼓励女子自立，而是将女子教育限定、退回到保守的贤妻良母教育模式，着重强调女性的“节”与“孝”，引导女性行为举止要符合“母仪”和“社会礼教”，主张“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这一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接受和传播新思潮的进步人士的嘘声与抗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欧风美雨在中国大地上更大范围的吹拂与洒落，一些接受过现代西方启蒙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纷纷站立起来，奋而反抗饱含传统色彩的“贤妻良母”主义，高喊平等自由，人格独立，妇女解放的现代西方人权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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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女作家“贤妻良母”书写的表现方式
第一节 操持家务的管家
表现已婚女性忙碌辛苦的婚后生活，暗示女性婚后走入持家治家的围城，塑造贤妻良母的“管家”形象，这是庐隐、凌叔华、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在贤妻良母书写中不谋而合的写法。自古以来，传统文化就从正面肯定和提倡为人妻者和为人母者温柔、贤惠、良淑等女性特质，这主要体现在女性持家有道、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也性往往被人称赞为“贤内助”。因其能协助丈夫处理好家庭内部衣食住行等大小事务，并协调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长幼老少之间和睦相处友爱相待。而在五四女作家塑造贤妻良母的过程中，我们较难发现其对贤妻良母的肯定性评价，似乎更多地是表现贤妻良母因繁忙的家庭事务而产生抱怨与烦闷的情绪。
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对一个家庭女性而言最为常见和基本的家庭事务莫过于处理应对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不仅琐碎、重复，而且给人单调、劳碌、麻木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如此往复，许多家庭女性在此消耗了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以至凌叔华在其小说《绮霞》中通过书中人物辅仁之口发出了“为了这‘开门七件事’，从古到今，不知毁掉多少有天才的女子了！”40的无奈且沉重感慨。
凌叔华在小说《绮霞》一开篇即写到绮霞一家几口午饭过后各自的去处与活动：丈夫卓群照例歪在沙发上翻看杂志及周刊，老太太去邻居家串门子，而绮霞则提了一大包用过的手帕到洗澡间去洗。丈夫看杂志，老太太串门，绮霞洗手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各就其位，对于绮霞一家来说这是平常的一天，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与写照。无意中，绮霞在洗手帕的时候偶然看见挂在墙上尘封已久的梵和铃提琴，蓦地回想起这个过往十多年来日夜离不开的心爱的宝贝。见到久未触碰早已惨遭虫子蹂躏的提琴，绮霞满心懊悔，却也只能在心底默默地叹息：“这并不是我憎恶你，我有了家庭，我就没有余力陪伴你了。”在自己曾经爱护至极的宝贝提琴面前，绮霞对它有且仅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心声。绮霞自结婚以后日夜操劳，她心里清楚家务远比拉琴重要，因而将心爱的提琴打包起来，家务成了绮霞生活的主旋律，操持家务，忙碌度日，以至连与朋友之间的往来也日渐少去。“想起来可笑，现在我混到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的同学走的走，死的死了，剩几个在此地的都是一两年不去拜访人家一次的。”家庭大小事物的繁杂与忙乱，使绮霞画地为牢，困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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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儿育女的工具
从结婚到生子对绝大部分已婚女性来说是瓜熟蒂落的自然步骤。一个女性从为人妻过渡到为人母的身份往往也正是通过生儿育女来完成和实现。生育是自然界赋予女性一项独特的生理权利与使命，古往今来备受人们珍视。就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写道的女人生理命运和自然使命：“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中国古代的礼学著作《礼记·昏礼》也曾强调对女性延续后嗣这项自然且光荣的生理使命的看重：“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在中国重视血脉延续、血缘传承、子嗣延绵的传统血缘文化里，生儿育女繁衍子孙后代更是被赋予了传宗接代，延续种族的重大且神圣意义。从家庭微观的角度看，生育对维持家庭秩序，维系夫妻感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子女不仅是除父母以外稳定家庭的重要三角之一，也是维系和增进夫妻感情的润滑剂。然而在庐隐、凌叔华等五四女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仅难以体会到为人母的乐趣与母爱，反而从中更多看到的是为人母者身受束缚、身心疲惫的一面。她们笔下的母亲犹如生产工具，作者更多地是表现贤妻良母在养育子女时面临的痛苦与煎熬。
子女对母亲的羁绊通过《丽石的日记》中的雯薇之口得以形象的解说与阐释：“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被她捆住了，虽是厌烦，也无法解脱。”孩子在此被比喻为系在母亲身上的一根彩线，让母亲难以从中解脱，给人以牢固的束缚之感。《何处是归程》中的沙侣年少时怀揣着服务社会事业的热忱，但婚后却甘于做个“小人物”，“我现在一切都不想了，抚养大了这个小孩子也就算了。”沙侣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在为孩子喂奶、换尿布等琐碎之事中消磨殆尽烟消云散。而凌叔华笔下的贤妻良母往往多子多女，犹如专职的生产机器，如《写信》中的节俭持家的张太太，“总共生了七胎，只落得三胎”，“自从有了孩子，那一晚上我睡过好觉，刚刚闭上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