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博尔赫斯存在着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由对历史与现实的沉默书写组成。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博氏早期创作的《世界丑闻史》、《恶棍列传》这两部短篇小说集，并非为那些已被载入史册或曾引起重大社会波澜的大人物著述立传，他笔下这一题材的主角几乎都是是那些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的小人物。西西也曾注意到了博氏“为小人物作传”的写作特色，针对《世界丑闻史》这部小说集指出：“他写的小说，可是用了历史的名字。过去的历史总由大人物主宰，能为被社会唾弃的边缘人做‘史’的历史甚少”。
一、影响的溯源：文学观念的共鸣
（一）虚构的写作技巧
香港在五十年代便开始工业化浪潮，经过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期，最终由一个普通的渔村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短时间内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变得优裕而丰富，也使得他们的自豪感空前高涨。尤其在经历了“六七暴动”之后，殖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借以缓和与市民间的紧张关系，如定期举办香港艺术节多种文艺活动、颁布多项福利政策等，这些因素成为影响香港人本土认同的重要因素。作家西西在香港接受完整的教育，在时代氛围的浸染下，对香港有着浓厚的认同感，因此与前两代南来作家的过客心态不同，她以一种本土的立场来书写香港。1974 年西西借助童话思维创作的长篇小说《我城》便诞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下。“所谓童话思维是指蕴含在童话中的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方式 , 是一种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当同时代的作家惯于运用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手法揭露香港商业社会的阴暗面时，西西用另类的眼光审视香港，完成了对既定创作成规的挑战，打破了读者的惯性逻辑并启发香港人重新认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我城》还一反西西六十年代创作的《象是笨蛋》、《草图》等这些格调晦暗、表现人生虚无的存在主义小说，她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西西说：“优秀的小说家力之所及都不想重复，无论是自己的，抑或是别人的”，由此看来，西西本身就是一个不甘泯灭于文坛成规、不满足于自我现状的作家，她始终以一种先锋性的姿态跻身于文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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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生存空间的审视
博尔赫斯与家人结束第一次欧洲之行，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对阿根廷文学停滞于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阶段感到十分失望，面对这种落后的、死水般的文坛，他决定把欧洲极端主义创作引入阿根廷，并在这种引介中加入阿根廷本民族的特色。此后，博氏的目光紧随阿根廷乃至拉美文学生存空间的变化，以其个性鲜明的创作在文坛独树一帜，拉美文学界一直将博氏看作一位“先锋派”作家。
西西与博氏类似，都对自身所处的文学生存空间进行了主动审视，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对既有文学形态的反叛。通过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西的这种反叛姿态。香港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在百年被殖民的背景下其价值观念呈现出与大陆相迥异的特征。香港人生活在一个极其发达的商业社会，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商业社会的市场逻辑渗透到文化生产体系中，商品性的价值观念便转移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上来，文学创作陷入商业机制的隐性控制下，由此形成了一股消费文学的热潮。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 70 年代，快节奏的生活和高强度的生存压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香港市民消闲性的阅读方式，况且利益成为此时文化产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作家的创作由此陷入消费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两难境地。老一辈的南来作家如刘以鬯借买醉与清醒之间的徘徊来暗示自己在纯文学与消费文学间的矛盾、痛苦与挣扎，显然代表了一批作家的真实感受。身处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许多作家面临着理想的失落，不愿舍弃固有的传统和文学创作理念却又无力改变，只能在无奈与哀伤中挣扎，他们承受着传统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双面夹击。面对文学的商业化生存空间，东瑞、白洛等新一代的南来作家运用写实的手法直接对香港展开强烈的社会批判，而另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甚至迫于现实的无奈终止了创作生涯。
在审视了彼时的文学生存空间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西以其执着的个性希望打破这种沉寂的勇气。西西长期以来广泛涉猎各个艺术领域，早已看透了香港文学“暮气沉沉毫无生趣”的生存本质，她希望借助自己的努力给这个文字世界“换上一副新的脸谱”。 因此西西没有被物欲横流的香港社会所羁绊，作为极少数另辟蹊径的作家之一，她孜孜不倦地寻求严肃文学创作的出路和可能性，遵循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这一点对于处身于高度商业化大都市的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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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维度的迷宫建构
（一）反线性的时间叙事
1. 循环的时间观
博尔赫斯经常用圆来表示他对时间的独特理解，在他看来时间陷入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限循环之中，又因为时间的多样性，因此时间由无数循环的圆交织而成。在《圆形废墟》中，巫师在梦里用意念制造了一个孩子的幻影，在小说的最后，利用巫师被火焰爱抚的情节戳穿了事情的真相——巫师也不过是别人梦中的一个幻影，因为幻影的共性就是拥有不怕火的“不正常的特权”。在小说结尾，巫师和他精心制造的孩子命运出奇地重合在一切，在这里，时间的循环变成了虚无的轮回，表现了在无情的时间循环中人的无奈。
西西在创作中也显示出了循环的时间观，在西西这里，时间的循环常常借助叙事的重复表现出来。《飞毡》中，小说致力于表现香港经济发展时，就是以花叶两家生意的兴衰为中心展开着不断的重复叙述，花顺记和叶荣华家具行在岁月的流逝中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而又再次兴盛的过程。再如在《飞毡》卷一中，花顺水用做生意赚来的钱买下左邻右里的房子，在卷二中被儿媳叶重生统统烧掉，到了卷三叶重生也同样用做生意赚来的钱买下了左邻右里的房子，时间转了一圈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正如博氏所言：“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象不会消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有一，不可能令人惋惜的转瞬即逝”，西西的创作正体现了这种现在重复着过去的循环的时间观。
在关于政治题材的小说中，西西同样采用了循环的时间观念，借此来表现对历史的质询。黄子平认为，西西在《肥土镇灰阑记》中通过对寿郎剧中人、扮演者、剧评家三重身份的塑造成功的将六百年的时间压缩到一个平面。寿郎这个黄口小儿作为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原本就存在的角色，其源头可谓是源远流长，如今他站在当代的舞台上作为一个剧中人为观众介绍、评论剧情，“这个身份复杂的叙述者遂成功地将传说、传说的搬演以及对搬演的批判，三者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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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的空间设置
1. 以空间建构叙事环境
面对香港东西并存、华洋杂处的文化空间，正如刘登翰所指出的那样：“当你在一家跨国经营的大公司里发现敬奉着观音佛祖财神爷，和你在最古老的占卜跳神风水命相馆中，看见用最新的电脑帮助测算一样，都不必奇怪；犹如在港英政府的大型建筑施工之前要先找地理先生看风水，和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习以为常地过着西方的节日一样，都是很正常的。香港在飘散西方现代文化的空气中，也袅绕着阵阵中国的线香烛火”。实现空间叙事的立体化一直是西西的执着追求，在叙事的过程中，她不是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或因果联系来结构作品，而是按照空间逻辑即专注于叙事要素间的空间性关联。并置作为表现空间立体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将那些看似并不相关的叙事元素置于同一空间中，叙事的意义就在这种多维空间的关联中产生，这就相应地要求读者打破原有的注重时序的阅读习惯，将不同空间意象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借助这些本无太大相关性但又被置于同一平面下的空间元素，读者便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和内涵。
博氏在《另一种死亡》中围绕佩德罗·达米昂究竟是逃兵还是战死沙场的勇士之谜展开，由不同人物间的回忆与对话构成，小说中将“我”见到达米昂之后对他在战场上英勇行为的猜测与斯巴雷斯上校、阿马罗博士分别对达米昂在作战现场的回忆交织起来，使得达米昂的形象在勇士和懦夫间来回穿梭，博尔赫斯并置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并置了残酷的战场与安定和平的瓜莱瓜伊丘两个场景，最终我们会发现作者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达米昂终究是英雄还是懦夫，作者只是借助这个故事在试图延伸时间的属性。
西西的作品也有许多空间并置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表现难民题材的短篇小说《虎地》了。《虎地》讲述了难民的生存现状，进而引发了对战争、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小说中将用铁丝网围成的囚禁着美洲虎的动物园与同样用铁丝网围成的囚禁着难民的虎地集中营并置，二者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营造出一种十分典型的囚禁的空间，这种关联是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作品的意义就在这种相互参照中确立。开篇时以阿勇为例描写了禁闭营中的生活，突然笔锋一转写到了动物园中的美洲虎，之后又将笔触转向难民营中的一桩血案，小说在不同地点、不同事件中来回跳跃，这种叙事方式切断了故事的线性时间顺序，造成一种形式和空间上的破碎感，但这一特点并不影响内容上的完整性，将这些在时间上并无关联的叙事元素并置起来构建起一种空间的相邻性，实现了小说脉络的立体化。这种空间的表达技巧对文本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两种空间通过并置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