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在 20 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意义场域，女性形象是如何被设置并编排为一种符号，参与了乡土世界与文化的价值建构？这种符号表达又来源于何处，与社会历史文化有着何种关系？本文从三类女性符号“少女”“母亲”“女妖”切入，经过对女性形象从个体到“类”，又从“类”到个体的重读与分析的过程，以刘庆邦、贾平凹、李佩甫三位作家的创作为例，试图去描述这一女性形象符号化的现象，更尝试去探索女性符号的象征意义与潜在问题。
第一章 乡土小说中的三类女性符号
第一节 “持续童年”的少女
“持续童年”一词引自波伏瓦的《第二性》，她提出“女性是一种‘持续的童年’，这就使女人远离‘人类的理想类型’。”这是说女性常常被定位在“童年”这一“幼稚”乃至“弱智”的状态，永远处于“理性”“成人世界”之外甚至反面。在乡土小说中，也存在一些童年化的少女，她们在作家的儿童视角中呈现出不谙世事、无欲无求的“自然人”状态。这一状态似乎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绵延至今。不管时代如何变幻，这些乡土少女仍然一如翠翠、三三、琴子、细竹那般充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好。也因此，乡土少女构成了一种“类形象”。
一 纯洁美好的乡土少女
乡土少女形象最早出现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废名的笔下。他的早期作品《柚子》《阿妹》《初恋》《桃园》等大多以天真小儿女的视角回味童年生活的美好。《桥》更是虚化了故事和情节，以两位“钗黛”般富有灵气的少女琴子和细竹撑起了整个“镜花水月的世界”。他笔下的少女以清新、纯真的姿态迥异于许钦文笔下女版阿 Q“鼻涕阿二”的浑噩、麻木。紧随其后的沈从文供奉起了人性的“希腊小庙”，或许也可以说是少女的小庙。无论是湘西边城民风的醇厚质朴，还是现代化来临之际小村落的风雨飘摇，沈从文的表达似乎总是脱不开少女形象。他所追求的优美、健康的人性与融进自然的生存方式，无不集中体现在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夭夭（《长河》）这些美好的少女身上，以至于我们常常以为翠翠就是少女的神话，而沈从文就是乡土浪漫抒情的高手，几乎忽略了他以男性为主角的《菜园》《夜渔》《神巫之爱》等作品。在废名与沈从文之后，少女这一形象书写就被继承并流传下来，在汪曾祺、孙犁、迟子建等作家笔下闪现出新的光芒。
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都塑造有乡土少女形象。贾平凹早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满月》就分别书写了一静一动的少女满儿和月儿，他的《小月前本》《二月杏》等作品中也都充斥着少女的身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刘庆邦。他塑造了一个温馨动人的乡土“女儿国”，其中有十岁左右的少女，待嫁的大姑娘，以及中、老年的女性或母亲，涵盖了乡村女性的一生。但其中最精彩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少女。《梅妞放羊》《鞋》等描写少女的作品至今仍是刘庆邦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据不完整统计，刘庆邦写女性的 52 篇小说中少女作为主要人物的就占有 22 篇。这些少女也成为刘庆邦乡土小说的点睛之笔和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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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延续神话的母亲
书写母亲，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二十世纪的战争和灾难中，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民族—国家认同，唤起了人们对于母亲的重视。“五四”以来，母亲的身影在乡土小说中频频出现。一方面，是母亲给予了乡土温度和感情，构成了“地之子”们最大的牵挂。另一方面，故乡似乎就是地理意义上的母亲。从古至今，多少文人执着于歌颂母爱的无私、伟大，从孟郊的《游子吟》到鲁迅的《祝福》，冯德英的《苦菜花》，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业已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传统。母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往往能唤起读者内在的情感认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母爱也构成了母亲的一种“功能固着”，成了母亲的一个标签。
一 母亲形象谱系
在二十世纪初的战乱中，母亲形象开始大幅涌入文学作品。民族国家的积贫积弱不仅激发了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热情，更激发了他们解放中国女性（未来的母亲）来生出强健国人的梦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从国外归来，将国族弱势的原因之一归为中国女性缠足所造成的身体柔弱、病态。女性作为“希望之子”的母亲，必要先改造母亲，才能改造中国。因此，鲁迅、蹇先艾、萧红等作家都是从母亲形象切入来反映国民的愚昧、无知，而茅盾等人塑造的时代新人也都先表现为女性。钱理群就曾借此感叹：“文人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正与妇女相同，都是某种权势（或男人，或官或商）的附属；奇怪的是国家一旦有了难，救世的责任就全落在妇女或文人身上，仿佛国家兴亡，全系于妇女（文人）是否‘守节’。”妇女的重要，似乎又大多在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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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性符码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少女想象：乡土牧歌中的乌托邦情怀
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乌托邦一直以来都不乏歌颂者，它是希望之地，是向往之地，是开辟未来的精神之源。文学始终在为人们守护着精神家园，而乌托邦则把这个家园具体命名了出来。自现代以来，乌托邦更是被屡屡提及，成为反思现实的参照物。在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中，知识分子们无处放置的梦想和灵魂以“向后看”的姿态融进了乡土世界，构成了乡土乌托邦的表达。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一脉，其中的乌托邦情怀也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而在这个乡土乌托邦中，女性尤其是少女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 少女与乌托邦的投影
少女与乌托邦的表达，长期以来在作家的笔下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沈从文的《边城》里一个翠翠凝结了“世外桃源”诸多的美好，萧红《呼兰河传》里“我”和祖父共同守护着童年的“后花园”，汪曾祺的“大淖”亦是围绕着天真烂漫的少女巧云展开，而素来很少写少女的王小波也在《万寿寺》里以红线构筑起了自由的王国“凤凰寨”。作家在描写乡土乌托邦之时，也是在写“另外一些地方另外一些事”，甚至可以说是另外一些人，另一种文化和价值。
以短篇小说见长的刘庆邦，把少女与乌托邦的投影做了更直接的反映。不需要太多的情节、背景，单单少女内心纯洁、温暖的小心思就能撑起一个小小的乡土乌托邦。少女身上，既凝结着作家们苦苦找寻的自然美，更体现着古朴、纯粹、善良的人性美。拥有美好性情的翠翠，月儿、满儿（《满月》）的“远山野情”，就是作家所塑造的独特的乡土世界最好的符号。而梅妞、梅村（《生命册》）、梅梅（《认罪书》）的名字，又无不在暗示着她们就是“美”的化身。在刘庆邦哀婉低回的乡土牧歌中，主角除了少女之外，就是懵懂羞涩的少男。这些少男少了几分《城的灯》中冯家昌年少时刚强倔强的影子，多了几分少女般的柔弱、敏感、羞涩、寡言，常常在受了委屈时扑到母亲的怀里哭上一通。明显的阴性特质让刘庆邦的乡土世界与女性尤其是少女，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总的看来，刘庆邦的乡土世界，是建立在阴性特质上的，是一个完全女性化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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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母性寓言：“大地之母”与苦难救赎
母亲形象之所以广泛地存在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除了母爱是人类共通的、永恒的情感之外，可索解的一个原因是母亲形象在二十世纪以来这个特殊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这一功用就是代言，母亲身上被附加了无数的隐喻、寓言，她是一个“意义”的载体。而“意义”又是在我们文学中占据了相当大分量的词汇，甚至可以称之为“表意的焦虑”。这些意义附着在母亲形象上，缠绕着文化的暗流和历史的需要，已经大大超出了“母亲”本身。在无数的“赋值”之外，当代文学也需要许多“祛魅”，其中就包括母亲形象。
一 母亲的多重隐喻
（一）大地之母
“地母同构”是乡土小说中一个十分常见和基础的命题。希腊神话最早的大母神盖亚就是大地之神，而中国的女娲也因抟土造人与土地颇有渊源。母亲与大地有着内在而本质的联系。大地与人的生死密不可分，它既是人生的来处，又是人死的去处。相似地，母亲是生育功能的直接承担者，也是“落叶归根”的“根”之所系。在西方，母亲就同时拥有生和死两个维度，存在一种担忧认为母亲会把他们带回到原初、黑暗、没有意识的子宫中，而这与死亡何其相似。而之于乡土，最重要的是母亲和土地同样温柔而坚韧、宽容而多产，都以哺育子女作为最大的贡献。“地母”品格也成为乡土小说中母亲身上最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悠久而坚韧地存在于乡村女性的身上，缔造着绵长不绝的母性神话。在地母的基础上，与此相关的乡土、乡村、自然等诸种隐喻，同样也常常通过母亲这一形象进行表达，赋予了母亲形象浓厚的象征意涵。
另一方面，“女人与自然”或者“地母同构”的象征符码又是源于被定义的策略。林丹娅就认为：“在人类文学话语的象征系统中，女性与自然的‘自然’联系或联想，并非真的出自于它们有着所谓本质上的联系，而是因为它们在男性文化象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与性质相类似。”①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都被认为是天真、物质、神秘、狂野、不可知的。与其说不可知，倒不如说二者都处于男权文化的“他者”境地，而“他者”是不需要被主体感知的，只能处于服务者与牺牲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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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符号化表达下作家的创作困境......................................39
第一节 从女性“想象”看作家对乡村现实的疏离.............................39
第二节 男性中心话语下的女性“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