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专著成册的小说史,同时也是首次对国内现代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宣传到海外的一部作品。夏志清怀着发现优美的作品的初衷去评判，以自己拥有中西方文学背景的独特的优势及广阔的世界化视野，开辟了文学史上一种新的描述方式。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史中大量的学术空白产生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典范”。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道德视景”
第一节 “道德视景”的内涵及呈现
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不能够与西方同时代小说谬美，是因为作家不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而太过于关注文学之外的功利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人性的描写刻画不够深入，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力度不够，因此造成了现代小说的整体水平不高。众所周知，夏志清深受西方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意识的影响，站在一个总体性的对比和观察的角度，对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进行评述，考察作品所透露出的人性和道德深度，思考中国现代小说的共同缺陷，使得他的整个文学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道德视景”。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不仅在评论作家时常常运用“道德”相关词汇，同时也从道德角度对作家及作品展开批评。例如，他在评价巴金的作品时，认为《秋》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之一，因为它富有人性的光辉，是“一出饶有道德意义的戏剧，和单调的且只关注两种意识形态矛盾的《家》和《春》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说明巴金是一个充满强烈道德感，对宗教有着近乎迷恋的人。对于鲁迅，他认为:“作为文学家和革命家的鲁迅，能够直指和谴责传统生活的残忍与虚伪，挖掘小说中严肃的道德意义，并将人物内心的麻木与空虚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娴熟的写作技巧得力于作者的渊博的学识。”而郁达夫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他勇于正视自己真实的内心，敢于将自己的弱点赤裸裸地暴露给大家，其真诚的写作手法冲破了现代中国文学束缚，扩大了现代小说的心理和道德范围。”对沈从文，夏志清评价甚高。他认为其作品里传递出一种对人生的执着以及对信念的坚守。“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所以，依据夏志清的看法，他认为沈从文小说中有着浓烈的“田园气息”，而这种“田园气息”从道德意识来看，就是对现代人处境的密切关注，这种情义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的西方作家一样迫切。关于对钱钟书的喜爱，夏志清用直接引用原文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赞赏之情，钦佩钱钟书能够将人类的道德和心理问题认识的如此透彻，他说“就如同每一个不会只满足以简单直白和平铺直叙的方式来创作的作家一样，钱钟书同样也热爱运用象征事物，在为小说情节内容选择细节时不单只考虑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想要通过这些具体的细节，从另一个角度去描绘整个故事里的道德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天翼和张爱玲展开的道德性批评更富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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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德视景”的成因
夏志清之所以酷爱从“道德”角度论评和发现优美的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拥有深厚的西学背景，“大传统”和英美“新批评”已深入他的文学批评范式，倡导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人性理念，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体的尊严。所以他在进行作品评价时，可以看到很多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及遭遇巨大伤害的女性的关注，关注他们在面对道德抉择时所表现出的莫大的勇气。他在鉴别文学作品时，带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将“人性”和“道德”作为评审的依据，观察作品是否真实地揭示人性，是否细腻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深度，是否能够挖掘人性将要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即将处理的矛盾。他肯定许地山将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宗教虔诚的信仰完整地呈现；他称赞叶绍钧的小说是“精心创作的平常生活状态的剪辑，饱含着温柔的感情”；他认为巴金创作前期的艺术造诣不高，直到他写作出《寒夜》后才真正从一个宣传家转变为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文学家”，才领会出文学的真谛是“一个作家，只能遵从现实去叙述生命之实，深入到人们内心最隐秘之处，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为人生指明方向，才能追求到真理与自由。”
标榜以“人性”和“道德”为审美依据的夏志清，对左派文学的过分功利化以及过分突出社会意义的作家和作品，都没有给予过高的评价。所以，他遵循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艺术要求，发现作品中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洞察人性的真实面。例如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师陀的推崇，认为他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因而作品深沉而又淳朴。最值得称赞的是他用纤细的文笔将笔下人物的心里状态描写的淋漓尽致。再比如他对钱钟书《围城》的论评，打破常规文学史叙述的方式，将小说末章的最后一节全都摘录下来，以便读者自己去体会作品的主旨与心理描写为何不能够分开，而这种对于心理的勾勒又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自身的怯懦性格密切相关。”夏志清认为，真正属于优秀的作家都是时刻关注人物内心的活动，能穿越层层细密而复杂的心理甚至生理解剖角色的情感冲突和道德困境。总而言之，夏志清的道德视野是以让全世界人民追求幸福为基本原则，他竭尽全力的宣扬人性，有着西方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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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感时忧国”论
第一节 “感时忧国”论的内涵
在夏志清先生看来，从精神气质方面观之，发端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既与古典文学迥然不同，也与解放后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异其趣”。在形式方面，现代文学与其前代作品相比，语言上多用语体文，而表现方法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洋文学。但是，上述形式上的差别还是次要的，更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文学思想以及情感方面的差异，即充盈着对文学承载道德意识的重视与关注。这些，展现出夏志清对于学界关注“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传统的重视。据此得出，夏先生对中国文学担负的家国理想及使命的观点是：中国现代小说由于特殊社会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作家身不由己，不能够对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的现代文学之所以平庸无特点，是因为作家过于遵从理想，及关注人民福祉，确实存在和以前时代不同之处，也和中国大陆文学有所不同，即文章体现出道义上的使命感，还有感怀国家，感怀人民的精神。他将中国现代作家有感于时事变幻、忧患于国家蒙难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总结为“感时忧国”,并且把这样的特征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之处。
夏志清认为产生“感时忧国”精神的原因在于：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深深有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迸发出的强烈的爱国热忱。同时，也正因为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一直弥漫着这样“感时忧国”的气息，所以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在写作时都怀揣着通过写作改良社会现实的梦想以及宣传自己政治理想的目的。因此，他们对现实社会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反映以及所能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戕害。所以，夏志清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缺点时，就指出对于阐释人性复杂性以及道德建构方面的探索，中国现代作家鲜有超越。由于特殊时代背景所引发的思维禁锢，导致中国现代作家在人性探索这一世界文学母题上的表现有所欠缺。但是这样的欠缺，并非视野局限所致。相反，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了解外国文学的机会极多，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有留学经历，但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着眼于思想，甚至对西方作品思想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对于艺术技巧的关注。在救亡图存大旗的感召下，学习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类心灵深度的探讨，便显得无足轻重了。而恰恰是现代主义，在当时的世界文学界方兴未艾。夏志清甚至认为，即使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理论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对现代主义式的心灵探讨和对人类本质精神分析式的追寻也无法产生兴趣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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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感时忧国”论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这样的特质，不但给予我们将其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也让我们对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拥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历史认识。这样，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精神起源的视野，向上追索到了晚清。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种种文学变革，不论其规模、声势，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无法和文学革命相提并论。特别是它们对传统古典文学形成的挑战，远不及文学革命。因此，近代文学的变革，大体上局限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方面轻微地调整与变通。究其原因，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整个民族的思想现代化没有出现有效的契机，各方条件无法创造成熟的时机，社会变革未达到临界点。而这一切，一直等到 1917 年，新文化运动，这场深入影响中国未来命运与走向的革命来临，才得以改变。但是，如果把现代文学的产生视为一夜之间的突变，因之而看不到新文学所因袭的传统，看不到文学内在潜隐的变革因素和要求，而一味夸大外部环境的冲击和影响，显然也是不够全面的。以此视角观之，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产生及其精神实质。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们摒弃曾经风靡一时的“阶级论”模式、二元对立模式等现代文学领域僵化思维方式。
其次，得益于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我们得以将中国现代文学投掷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文学广阔背景中加以比较研究。这对我们充分从世界文学中汲取养分，打破现代文学的局限与藩篱，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