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白薇始终站在女性的身后，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女性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女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她用 93 年的顽强奋斗证明女性可以成为自己，女性可以独当一面，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当坚韧顽强的白薇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时，我们应当用客观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这位逃离家庭束缚，投身革命热潮，并且始终关怀着女性的作家，尝试着拨开历史的迷雾，通过探析她生命与文学的偶合，还原她真实的生存样态。
一、父权制下的叛逆之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形成了以君权、父权、夫权、神权相互缠绕的坚不可摧的“幽灵塔”。男权统治不仅要将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中，而且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强制性把女性压入“幽灵塔”中。“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形态”，家庭是家族制度有机组成部分，女性被囿于家庭中受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纲五常”封建道德束缚，被 “贤内助”，“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思想禁锢。“女性被放逐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和历史的边缘，成为人类的‘第二性’被命名为‘他者’……”。缺乏自我意识，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女性就这样成为历史上一个空洞的能指。传统社会用家庭麻痹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她们成为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男性附属品和奴隶，女性失掉了“独立的人格”，“社会地位”又“埋没了个性”，实在“为害不浅”。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曾经出现过朱淑真，李清照等一些女诗人，她们也只是男性话语体系下缺乏女性自我意识的个案，依然难以摆脱男权社会的挟制。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奴役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埋没在幽灵塔下的女性看到了一丝曙光，不久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又带来了自由平等的解放思想，让千百年来压迫和剥削女性的“父权”无所遁形，在时代求解放的主题下，女性终于鼓起勇气，冲出封建社会的樊篱，渐渐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此时，白薇也无意中受到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开始了她人生的突围和逃离。
“如果不把女性仅仅视为一个纯生理性别意义上的称谓，那么可以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概念最重要的内涵是由历史规定的，用‘五四’那个时代的眼光看，女性的真实价值必须在与父系秩序下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认”。所以被压迫，被奴役的女性，只有打出“幽灵塔”，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成为公共生活领域中独立的个体时，才能在社会中获得对自我身份的体认。在《莺》中殿南的父亲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把她送到了一个卖国贼的身边，她认为被家庭束缚的灵芝“就象鸟笼里关着的鸟似的”，她不想像灵芝那样被家庭桎梏，所以她说“我要劳动呵！我要离开家庭”，“我想：我只有决心去劳动，才能从不幸中的得救，只有苦劳着不断劳动，才能得到人生的欢喜和幸福”。白薇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个体自我价值追求和体认的重要性，只有突破家庭的樊篱，进入到公共领域谋生活，才能实现对自我的价值追求。因而白薇的突围不仅仅是为了摆脱男权社会在生存空间上对女性的压制，更为重要的是她展现出女性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解脱和苏醒，一种追求个体自我价值的女性意识的苏醒。而个体只有坚守这种精神追求，并获得对其的确认，才会有打出幽灵塔，浮出历史地表这一行动的出现。或者可以说，对精神追求的确认推动了突围行动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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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娜拉”式出走后的精神困境
当父权和夫权的大门在“娜拉”们的背后訇然关闭，出走的“娜拉”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旧的封建意识和封建道德对她们的束缚和压迫，以高昂的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姿态，加入到子一辈精神同盟“弑父”的队伍中去，在“昏黑的天空下，瞒住家庭，瞒住朋友，孤零零地提着简单的行李去赶车搭船，向生疏的遥远的外乡走去……走以前也许迟疑过，犹豫过；走以后也许后悔过；正走的时候，不用说，害怕，惊慌，提心吊胆，心情更复杂”。这是集体出走的五四“娜拉”坚毅而又惆怅的背影，“不幸的身世使白薇错过‘五四’，但是她却在五四运动之前就走上了反抗包办婚姻的道路”，不自觉的加入到了“娜拉”之中开始新的人生旅程。白薇曾经以为逃离父权和夫权的束缚，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等着她，在作品《炸弹与征鸟》中可以窥见她对这种光明未来的憧憬与期待，“玥一心憧憬她底未来，象落山的夕阳那末深红伟丽光辉在她的面前招引，闪耀”。尽管白薇孤单的流落在异国他乡，但是她仍然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和号召，和当时著名的五四女作家们一样，在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人格平等的思想感召下，她也渐渐开始了寻找自我价值的精神旅程。由于对包办婚姻中女性不幸的命运的同情，进而激发了她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卑微地位和生存现状的意识，使得她后来积极的投入到寻求女性解放的事业中来。
然而，对这些从地狱里觉醒的灵魂来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心理，绝非几个先觉者一厢情愿地要反就能反得掉的，它已内化为心理积淀，成为人们实际的价值心理……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新文化，尚处于襁褓之中，还远远没有成长为足以同旧思想旧文化相抗衡的思想话语体系”，那么出走的娜拉就会受到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夹击，理想与现实的打击，而陷入时代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成为一种“现代分裂人”。白薇也不例外，很多人认为白薇贫，病，痛苦的人生是她畸形的恋爱造成的。其实不然，悲苦的恋爱经历只是导致她一生艰辛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反而是死气沉沉，阴森恐怖的“幽灵塔”抹杀人的个性，践踏人的自由，加深了她生存处境的艰难。本以为逃离这个深渊后，美好的未来在就在眼前，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与美好的理想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给走在前进道路上的“娜拉”以沉重的打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启蒙”为核心，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们强调个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反对一切传统的专制，而在封建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受奴役两千多年的女性的反抗之声，无疑是他们手中最有利的反封建武器。所以妇女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口号下的附属物，是为实现人觉醒，民族的解放提供助力的手段而已。况且，女性解放的口号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在那里摇旗呐喊，并没有深入到底层大多数的女性之中去，也没有深入到封建社会的肌理里中去，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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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恋爱的围城
（一）“灵”与“肉”困境中的两难体验
对于那些离家出走的“娜拉”来说，她们大都有着与封建婚姻斗争的切肤之痛，她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深受尊重人格，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的感染，深切地渴望自由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带给自己精神上的解放。“‘五四’时期，‘人的自觉’作为思潮其势澎湃”，女性从幽闭的空间里浮出历史的地表，开始了作为一个人的觉醒。爱情的觉醒起始于人的觉醒，鲁迅曾谈及“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所以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下，她们极力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开始了寻求自由爱情的道路。对于被囿于无爱的世界中，受剥削和践踏两千多年的女性来说，对美好爱情的赞美和追求无疑是她们反抗封建专制最有力的武器，因而婚恋就成为五四女作家们最富激情和个性的书写主题。对于刚刚觉醒的女性来讲，爱情是纯洁的，热烈的更是至高无上的，在女性的眼中，爱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幸福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在那个觉醒了无路可走的时代，爱情为女性找到人生的新方向，她们视爱情是无所不能的，爱情就是一切。“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是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一切都不必提了！”庐隐在《恋爱不是游戏》中说“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是天赋之本能，更是美丽的象征”。正如白薇在情书集《昨夜》中所言：“我的生不能一天没有爱！”她们把爱情看作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贝，爱情被她们推上了神坛，在爱的海洋里高扬女性解放的风帆。
爱情对于白薇来说，无疑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线光明，是人生的价值追求。在情书集《昨夜》里白薇对她的爱情观念曾有过零星的表述，“生来憎恶欲情的我，不怕投灵焰底网罗”，如果“是纯友爱，我愿和你同游同食同睡，我愿和你做一堆，我愿和你沉醉一个美”，哪怕和恋人接过吻，她也认为“那和孩子从慈爱的母亲所接受的一样，不是男女恋情的接吻，男女风情的接吻是还躲在很远远的秘密世界的”。显而易见，白薇是倾向于一种去肉欲化的精神恋爱，白薇的恋爱观相比那些把女性当作泄欲和生殖机器的传统恋爱观来说，更加强调人的自觉和个性，不能不说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但是这种精神纯爱，这种灵与肉完美结合的理念，会把世俗之间正常的恋爱束之高阁，其结果往往会使爱情成为一种美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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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母式”爱情模式的解构
白薇和杨骚的相识得益于留日朋友的介绍，当时杨骚给白薇的信中写道“你的性情我很喜欢，我很希望你肯和我做朋友”，“但是素姐，亡灵似的我你喜欢么？不给人家笑乐的我你喜欢么？”况且“我的自尊心太被人家蹂躏了！就温和的春风回向我，也难将我冰冻了的心花吹开！”因为“我现在的心是枯萎着”，“因为它在不久以前是太过受风伤雨凌了”。从杨骚的信中可以窥见他当时失恋后的精神状态，真可谓是万念俱灰，心如死水，精神上承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