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作者认为，当王安忆对上海怀旧加以反讽的同时，也更加彰显出物质、消费、时尚等观念恰恰是上海怀旧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老上海怀旧难逃的宿命，其怀旧与反讽因此更显得特殊。而上海小姐的死亡告诉我们，老上海终究是个梦，众人从王琦瑶身上看到老上海掉约的光影，不过是看到老上海的镜像，再怎么相似都只是一种复制。
第一章城市、物质与＂我一城＂关系
第一节老上海的怀旧叙事
《长恨歌》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台湾同样受到高度关注，许多论者从《长恨歌》中看到经典的海派传承，以及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在城市书写的视角下，则多从“上海怀旧”论述入手，进行分析。
《挥之不去的媚/魅影一一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城市怀旧书写》｝从“城市怀旧”的框架入手，分析《长恨歌》中上海怀旧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意涵。怀旧，最早源于十七世纪的医学诊断，出征异地的士兵因为思乡情切而在异乡看到家乡的病征称之为怀旧，到19世纪则逐渐演变为对过去的黄金时代产生某种美好浪漫的憧憬。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老上海怀旧热遍及绘画、电影和文学。上海怀旧热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怀旧对象并非早期的吴江小渔村，而是三四十年代繁花似锦的都会风釆，因此可称之为城市怀旧。城市和女性则具有天然的同质关系：城市的特质使女性更容易摆脱乡土中国的沉重负担，在城市中更容易生存发展，同时，上海的被殖民身份，使得上海处于“雌性/女性”的地位；文明/殖民虽然是男性的（以高楼为典型的男性生殖象征），但是在其中活动的，往往是中西结合的女郎。因而，上海便成为一座“女城”，在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
作者认为，当王安忆对上海怀旧加以反讽的同时，也更加彰显出物质、消费、时尚等观念恰恰是上海怀旧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老上海怀旧难逃的宿命，其怀旧与反讽因此更显得特殊。而上海小姐的死亡告诉我们，老上海终究是个梦，众人从王琦瑶身上看到老上海掉约的光影，不过是看到老上海的镜像，再怎么相似都只是一种复制。因此，所有关于老上海的怀旧都只是一种招魂仪式，回来的只是一个“魅影”供后人凭吊和怀念，老上海的肉身，则永远停留在历史的那个点上。王琦瑶的死亡，是王安忆向自己的幻想/记忆中的上海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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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对物质的书写
与城市文明相伴相生的，是物质的丰富和发展。这在王安忆小说和自述中都曾经有过涉及。也许在其他方面，台湾论者的研究略显得单薄，但是对城市文明和物质的理解，台湾论者则有其独到之处。这主要集中在对王安忆上一部长篇小说《天香》当中。与大陆的研究论文相比，台湾地区的研宄显示出其细致、深入的一面，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台湾学者对“物质性”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能力、熟悉程度和细腻程度，都似超过大陆学者。他们的研究具体到香气、工艺的形成，明朝对物质文化的崇尚和明朝消费社会的风气等方面，有较大的价值。
王德威作于台湾出版的《天香》的序言《虚构与纪实一一王安忆的〈天香〉》，对台湾学者有较大影响。王德威认为，《天香》是对上海过往传奇的书写，上海原是春申故里，《天香》以申为名，一开场就透露出城市寓言的意义。小说书写了“这所都会另有独特的精神面貌…上海雅俗兼备，鱼龙混杂，什么时候都能凑出一个兴兴轰轰的小世界”。申家由绚烂而落魄，本可以作为一则警世寓言，但是王安忆是要写出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潜规则：上海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在矛盾中形成了以现世为基准的时间观，因而上海的历史同时是反历史。当申家繁华散尽、后人流落到寻常百姓家后，他们所曾经浸润其中的世故和技巧，也同时渗入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千回百转地为下一轮的太平盛世做准备。《天香》对家族和社会的写作方式以及命运的设置方式与《红楼梦》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红楼梦》的动人来自于曹雪拜忏情与启悟的力量，王安忆更关心的则是一项名为江南家族的“物种”起灭，或更进一步，一种由此生出的“物质文化”一一从园林到刺绣的社会史意义。因此，王德威认为，“《天香》意图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历史造像，以及上海物廣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这两个面最终必须纳入作者个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她纪实与虚构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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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殖民”视角、“他者”眼光与“意识形态”书写
第一节“殖民”视角
与在内地的情况相同，《长恨歌》受到台湾读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这部作品和在大陆关注度较低的《香港情与爱》一起，构成台湾学者共同的对王安忆小说中“殖民叙述”的角度的分析。这种“殖民叙述”叙述背后有着身份政治的认同难题。
《长恨歌》与《香港情与爱》分别以上海和香港为故事发生的中心，但在两个故事中，二者多有互涉。《香港情与爱》中，来香港寻找机会的逢佳本就是上海姑娘；《长恨歌》对香港也有所涉及：在第一部里，李主任生死未卜，上海风云变幻之际，少年时期一直陪衬王琦瑶的“丑”朋友来和她告别，便是去往香港，与王倚瑶的漂泊不定形成对鲜明对比，“香港”也暗指了一种远方和安全，作者似乎意识到了香港和上海之间的隐秘联系。在台湾论者的眼中，上海和香港则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标签一一曾经的殖民地，而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也与这两座城市的殖民身份有深刻的联系。
在《挥之不去的媚／魅影一一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城市与怀旧书写》中，作者对上海的“殖民地”身份十分关注。作者认为，大多数被殖民者对殖民历史的记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小说中对上海殖民身份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和情节设置同样与上海殖民身份有关，但是《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与“新感觉派”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完全不同，这其中隐含着作者对殖民身份的不同情感态度。
作者借史书美的研究分析其原因，认为大约是由于上海一直处于“半”殖民状态，这种“半”是指“中国语境下殖民主义的破碎、非正式、间接和多元分层”等特征，上海不曾受到殖民者全面统一的控制，反而在不同文化不断的冲击和交融中，迈向了西化与都市化。这种状态使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分开，削弱了对殖民者的强烈厌恶情绪，而沉醉于上海美丽的大都会风景中。八十年代的怀旧热潮延续了这样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人们突出城市怀旧而避开被殖民的历史事实，避开其所象征的民族创伤与耻辱，沉醉于殖民者带来的物质文明与都会风采。消费和时尚成为老上海怀旧的主流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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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他者”眼光
台湾论者在面对大陆时，时常引香港为知己，其特殊的位置与社会语境，使得他们对香港主题的阅读，往往从“九七焦虑”的角度进行考虑。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最早于1993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台湾版本最早当于1994年于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当是内地对《香港情与爱》的代表性评论，作者愧文尖认为，香港是一种标志，是为了书写王安忆对上海的情感。内地研究者的评价落脚于王安忆熟悉的上海，而台湾研究者则有其他的见解。朱芳玲的《虚构的爱情，想象的城市》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写香港这座“游而不居、虚实相生”的浮游城市发生的故事，是为抚慰香港回归的九七焦虑：“王安忆以＇过客’心态召唤香港，以香港情爱的＇实’廣代替浮游城市的‘虚’幻现实，展现的是以母体中国正以殷殷深情抚慰香港这个孤儿面对回归情结时的仿椬与困惑。”
黄宗仪《全球城市形象的自我塑造：谈老上海的怀旧论述》中则在王安忆散文《寻找上海》中注意到王安忆的“香港书写”。作者认为这其中有盲视的地方：”王安忆一方面不断回到老上海寻根，透过作品昭示新上海不该只是空洞的拜金之物，真正的上海并不是浦东的标志建筑或者世贸的新天地休闲广场；然而吊说的是，在九龙的丽晶酒店她无法再与摩天楼夜景这样的资本主义展示橱窗保持距离，因而将香港抽象化约为上海发展的传奇景象。”《作者因此指出，＂一旦从上海的生洽点滴抽离，王安忆似乎立即落入她要抵抗的陷味。”这也说明，在书写香港时，王安忆始终摆脱不掉自己的“他者”身份和旁观立场，是其《香港情与爱》这篇小说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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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性经验、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方式..............38
第一节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历程..................38
第二节王安忆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40
第三节《长恨歌》的女性书写..................43
第三章女性经验、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方式
第一节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历程
虽然在早期的访谈中，王安忆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但是，她的女性作家身份，更重要的是她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女性性别意识、女性视角和女性特有的细腻的书写方式，都让她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重要收获，戴锦华认为，王安忆在断然否定女性主义的同时，提供了“极为独特而出色的女性写作的范本”，“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贯穿性作家，王安忆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丰富、浩繁得多的《安视弗兰克的日记》，它不仅是一个女孩、一个作家成长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故事，王安忆的特定经历与位置，使她不断进入、迷失，并成功识破主流话语的迷宫，于是她的作品又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脉络及文化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在另一个层面上，王安忆为我们提供了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化与女性困境最为丰满的呈现。她无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