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组织研究的传统路径及其转向
1.1组织现象
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按照布迪厄(2004:72一80)的说法，是惯习这样一种生成性结构的产物:它通过规约和型塑研究者的旨趣和性情倾向，塑造和组织着学术研究的实践，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研究者旨趣和学术背景展现的过程，“在世界所有的地域和时间里，都存在注重实际的人物，他们热衷于‘不容改变的铮铮事实’，而在世界所有的地域和时间里，又都存在哲学气质的人物，他们则热心于寻找普遍原理。恰恰是对事实细枝末节的强烈兴趣和对抽象概括的同样热情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我们现今社会的创新。组织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同样如此。组织研究的兴起，首先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代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古老的森林和原野为柏油路和摩天大厦所取代，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法人组织正在取代原有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与正式组织相伴随的各种次级关系代替前工业化时期的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关系，而成为社会微观结构的新的基础(科尔曼，1999)，“组织的发展已经成为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
由此，从最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组织:由个体所创造的、被用来追求特定目标的协作结构，相比较于其他社会单位而言，具有持续性、可靠性和可控性的特征，它作为一组经验机制，得以使人们在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交互作用的背景中形成的各种潜在的冲突和不稳定性中，建构起允许参与者的创新力量和行动得以维系、实现的手段和载体，“代表了自我的延伸”(斯科特，2002)。在高度分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传统社会的结构原则和运作机制、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特质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工业社会的到来本身也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和智力革命(K·波兰尼，2006)，但是，这种互动的结果一旦出现，就成为一种人为构建的场域，预设了一系列的图式系统，规约了人们的身体状态和性情倾向，深刻地改变了集体行动的方式。从社会学角度，工业社会及其以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质在于，这个阶段的更富理性和创新性的基本生产性需求，使得知识体系取代其他资本形式，成为社会组织效力的主要来源。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协作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极大增加，识别和应对环境复杂性的观念结构和能力，成为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实现阶层流动的基本条件，而且促使社会运作的逻辑，尤其是社会整合的机制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来。按照韦伯(1998)的理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普遍的非人格指标和追求最低成本的效率、以及在所有的行政领域推行理性计算。这种特征要求社会成员发展出新的、不同于机械团结时期的协作方式，增强自身对于诸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本益评估的准确性、降低或减少对方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的能力。有基于此，通过参与、创建、利用和发展经计算理性充分设计的协作方式一组织，成为社会成员实施和发展行动战略的可或缺的条件。
1.2组织现象的解读方式
毋需置疑，组织研究的兴起和人们集体协作方式的发展都是建基于同一个社会事件: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形态，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使得组织这样一种协作方式，成为人类集体应对该种变革的有益的可选项。就总体而言，不同学科按照其不同的基础假设，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这种协作方式的某一方面:经济学关注于组织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相比较而言，其收益是如何实现的;管理学关注的是在一个既定的组织架构内，人们的行动效率是如何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学不同于这两种视角，关注的是其作为人类行动的工具和载体的本质，揭示构成这种具体事件的潜在力量和动力来源。尽管在组织研究领域多学科的综合成为一种显著的特征，但是，不同学科视角的基础假设及其理论体系仍然可以被综合并描绘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按照古尔德纳(1970:388一389)的理解丁，所有的社会理论都陷入到既解放它又约束它的专有领域的假设和情感的亚理论层次之中的，而后者既被有个性的个人经验所组织、强调、区分和改变，也被更大的文化和社会所塑造。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组织理论的发展的轨迹，是从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以及不同组织理论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两个向度展开的。
1.2.1传统组织理论
古典的组织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看，关注的是，这种经计算理性精心设计的人类集体协作方式，其支配效力是如何获得并如何运作的。在这种视角中，组织行为是由有意图的、协作的成员所实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通过具体化的目标一被转译成为一系列代表相应结果的价值优先权或实用功能，以及形式化的结构—经准确、清晰、系统地阐述用来控制行为的规范系统，和在该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方式与个人特质的准确表述得以实现的。因为，具体化的目标为组织成员选择相应的行动提供了标准，形式化的结构则以稳定预期的方式，为社会成员的行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西蒙，1991:100)。这种理论特征的获得，不仅体现了研究者本人的旨趣和特性:泰罗的工程师、法约尔的职业经理人以及韦伯的忧郁风格的学者特质，也深刻体现了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即机械化生产时期，社会的整体图景呈现出类似于机械模型的运作特征-一组织成员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理性设计的组织目标的引导下，贡献行动的意愿和效力。在这个阶段，自然的个人作为社会原子，而社会就是个人的机械式的集合(巴克利，1965)8。这种支配性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强力控制的合法性取决于下述一些事实:经济运作呈现为自主决策的自由竞争、政府管制处于守夜人阶段、而文化价值取向则鼓励人们服从效益目标的驱使(丹尼尔·雷恩，2002:28一76)。利科尔(P.RICoeur，1987:26)指出了在机械化的大规模批量生产阶段，泰罗和法约尔的设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乔治·索尔(GeorgesOlti，1980:73一7s)将该时期美国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l)批量生产的方法;(2)泰罗的理论;(3)更好、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结构支配个体行动的这样一种理想型的模式，在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动下迅即失去了其控制力。每个社会成员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完全理性的行动，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理性，集中体现在美国以及由此扩展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的经济危机既打击了挥霍浪费的人，又打击了勤俭节约的人，既打击了新手，又打击了巨头，既打击了有责任心的人，又打击了精力充沛的人”9，人们有理由去置疑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运作模式的效力。
第二章传统组织概念的解构
2.1传统组织研究的主要脉络
2.1.1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
组织和组织化的生活，既是个体行动的基本载体，同时又是行动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作为人类理性建构的产物，组织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成为社会活动动力的主要来源。马克斯·韦伯从对西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质询出发，不仅将科层制视作为建基于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的理想的组织形式，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组织形式，是解决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吊诡”一一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冲突的不二法门(施路赫特，2004:69)。
韦伯的这种努力，确立了组织研究的独立的地位。当代关于组织的诸种讨论，既得益于这种努力所设置的基本框架，但是这种努力同时也成为关于组织理论的冲突和对立的主要来源。假如对自韦伯以后的组织研究的诸种路径进行概要的回顾，就会发现在这些研究进路中存在大量的剩余范畴和未被解释甚至是互相抵悟的概念，使得人们对于组织这样一种基本的人类协作方式的认识产生困惑，进而影响到集体行动的效力。这种状况，构成了组织研究的基本背景。从组织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体系角度出发，传统的组织理论，斯科特(1981)根据其所建基的不同的预设、逻辑进路和基本范畴，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从结构理性的概念出发，将组织视作为一种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工具，这种工具的效力，取决于结构理性所实现的程度(W.理查德.斯科特，1981a:31)。韦伯的理想的科层制，由于其建基的特殊的理性类型，因此，科层制能够以其自身的逻辑不可阻挡的发展，进而将参与者贬至“永动机齿轮”的地位(盖瑞·J，米勒1992a:5);F·W·泰罗(1999:6一21)从米德维尔钢铁厂的管理实践出发，强调标准化和程式化了的组织结构对于生产效率的决定性作用;亨利·法约尔(1916)为了使参与者有秩序的工作，设计了组织运作的基本程序和原则，进而使得组织管理活动在具体化的目标以及形式化的规则体系内实现自动的运作。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中，组织成员的自主性被忽视了，环境，作为特定组织得以发生和运作的意义和动力的来源，不仅被割裂，而且，始终被视作为一种稳定的常量。尽管，月一尼尔·雷恩(2002:52一98)从20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经济组织发展阶段的角度，佐证了该种视角下组织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是，从组织研究的视域出发，这种向度的组织研究，缺乏历时态的解释力，而且，被瞬即发展的管理现实所证伪，理性主义视野下的组织理论的合法性迅速而广泛的受到了大规模的集体骚动的质疑(郭咸纲，2002:191一195)。
2.2传统组织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批判
2.2.1建构主义一实体组织观的方法论基础
对于组织理论的研判和综合，可以基于多种视角。按照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每一种组织理论都作为一种独立的范式而存在，在每一种范式中，基本的概念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命题体系都基于特定的假设和视角被一种独特的逻辑进路所建构而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拉卡托斯(IInreLakatoS，1999)将科学研究纲领视作为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结合而成的综合体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