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间，在邓小平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变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的理论中，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不时地解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发明性不时地得到发挥。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指导同志，固然对解放思想严重意义的认识已构成了共识，但在实践工作中，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完整的解放，脑筋还没有很好地开动起来，积极性、主动性和发明性还没有充沛地发挥出来。缘由是多方面的，有主体本身方面的，也有客观环境方面的，二者比拟起来，本文以为客观环境更为重要。
二、人和社会环境的互相关系
解放思想关键在于发明宽松调和的社会气氛。包括一定的社会形态、消费力开展程度、消费关系的情况，宗教道德艺术观念等各种社会要素。历史唯物主义以为，人和社会环境是互相联络、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解放起着决议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是指构成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社会条件的总和。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停止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必定受一定的社会环境限制。当然，人又和动物不同。作为社会主体，人不只要顺应环境，受环境决议，而且还要去发明环境和改造环境。但是，人们发明环境和改造环境，也绝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在既定的、前人发明下来的以及本人发明的环境中停止，只能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在现有的条件的根底上去停止发明活动。
三、解放思想关键在于营造宽松调和的社会气氛
我国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时间，特别是“文革”10年，人们的思想根本上处于僵化的状态。这种僵化状态，绝不只仅是个人素质不高形成的，而主要的、基本的是由社会环境形成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指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整处理。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能够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构成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实践上提醒社会环境对解放思想的决议性作用。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我们坚持的是纯而又纯、羊而又单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在经济运转机制上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方案经济体制，一切都由国度决议，中央、企业、劳动者个人没有自主权，全国上下一个令，中央、企业和劳动者只能服从、照办。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毁坏，官僚主义猖撅。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指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相貌呈现，实行管、卡、压。许多严重问题常常是一两个人说了算，他人只能奉命行事。增强党的指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指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指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全党上下一个声音。一句话，在思想文化建立方面，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锁在他们搞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清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全党、全国上下“一个思想”。再加上各种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以至基本就无法、无章可循，权大于法。此外，功过是非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样，以至干的好的反而遭到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成了“‘不倒翁”。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气氛里，人们不敢说真话、实话，更不敢开动脑筋，去研讨新状况，处理新问题，只能一切从本本、准绳、指导讲话和文件动身，书上、文件上没有的、指导没说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一切照抄、照搬，机械服从，思想僵化，人成了机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团结分歧向前看”方针的指导下，纠正了“文革”中“左”的错误，突破了长期以来构成的习气权力和客观成见的约束，冲破了“两个但凡”的思想形式和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脚踏实地的思想道路，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根本点”的根本道路，变革了旧的方案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保证人民民主权益。在这样的社会气氛里，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不时地解放，脑筋不时地开动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明性不时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我们国度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权益还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这些要素，使一些人的思想还不能得到彻底解放。由此可见，社会气氛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着决议性的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解放思想关键是创建宽松调和的社会气氛。因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指导干部，不只本人要不时地解放思想，而且要积极努力发明宽松调和的社会气氛，为别人思想解放发明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