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采用“制度-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将社会联结的问题置于制度嵌入与地域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构框架之中，并通过对 J 省 T 县六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着重从联结的关系实践取向去展开剖析，进而呈现后脱贫时代过疏化乡村社会联结的丰富样态。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关于贫困的研究由来已久，所谓“贫”者，在汉语中指的是“分贝”，也就是众人分钱而财货变少的意思，因而“贫”指的就是金钱和财产的缺乏，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收入短缺；而所谓“困”者，汉语指“木在囗中”，也就是说在四壁所围的墙中，树木无法生长的意思，寓意着人受限制、难以伸展的艰难情况。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对财物性贫困及贫困的内涵有了认识，先哲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①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在社会治理上怕的不是财物的多寡，而是财货分配的不均，因财货少而变得贫穷其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的人内心慌乱，不安于现状，企图有所作为。这就与贫困的本质内涵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生活中可以面对和接受贫穷，也可以摆脱贫穷，因为只要人们有机会，肯努力走出困境，就可以摆脱贫困，可怕的是如果人们被困在贫穷的环境里而自认为没有机会与未来时，贫穷便真正难以摆脱了。传统社会，富裕虽为人所向往，社会却总是不平等，剥削与压迫成为很多大众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为使人们安于贫困的现状，各种社会控制，如严酷的律法、温情的宗教、封建的礼教便是不可缺少的。几千年来，社会中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而在所谓“太平盛世”里也不过求了个温饱，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文化观念里，百姓始终缺少彻底摆脱贫困的机会。在政治上，权利为特权阶层所垄断，民众缺乏自我保护的权利；在经济上，农业为主的经济，人们只能在温饱边缘徘徊；而在文化观念上，保守与内敛的文化也不支持人们“发达致富”。
1.1.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村落衰败
快速城镇化应该说是近些年中国发展的典型特征，其集中的表现为市场化的活跃和城市化的发展。市场化意味着经济交易不受其他力量的过度干预而自由贸易，城市化则意味着人群大规模地聚集于城市进行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发展经济。进一步而言，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人群和各种要素的自由交往与流动，而城市化发展则意味着人群主要向着城市的方向聚集交流。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大多数都是从农业人口转变而来，农村人口逐渐放弃农业生产，转而进行工业或服务业生产，参与到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复杂分工当中，这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聚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口变得分散稀疏，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地区的发展自然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1.2 问题的提出
1.2.1 多重困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挑战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实属不易，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然而，“守业更比创业难”，如何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使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再次返贫，仍是一个棘手难问题。政府认识到，只有实现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也就是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才能真正使贫困地区与人口长期告别贫困。不过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则更具挑战性，因为贫困本身不仅意味着收入的短缺，更意味困境的存在。在脱贫攻坚活动中，政府所强力解决的更偏向“贫”的一面，而非“困”的一面。正如本文起始所言，困者，是指机会的缺乏、环境的限制。而转向乡村振兴，则需更多关注“困”的一面，如果仍执意停留于“贫”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则无异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根据笔者长期调研与观察，乡村社会要想走向振兴之路，其所面临的困境是严峻的、多层次的。在本文展开深入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将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困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困境。
一是制度困境。本文认为，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主要集中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于宏观层面而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诸种社会制度本身是限制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为了城市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受户籍制度影响有着显著不同，在物质资源短缺的时代，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不得不承受资源短缺的后果（主要是物质资源不足导致的温饱问题）。
二是文化困境。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农民的精神世界则是农民行动逻辑的引导图，文化观念更是限制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在农村占据核心地位的文化观念是传统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家文化观念，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思维中，人们行动的所有原因都是为了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家庭成员的未来发展。在农村，农民之所以辛苦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如果能使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或者使孩子得以买房买车娶媳妇（嫁好人家），家庭才算是成功的，否则是失败的，在村内抬不起头。受这种文化观念影响，所有其他人或事的利益问题都可以靠边，没有什么东西是比家人更重要的。
第 2 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2.1 关于贫困与贫困治理的研究
世界范围内，关于贫困与贫困治理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且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到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贫困的测量、原因、类型、监测与预防、贫困与返贫治理等。结合国内外关于贫困的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本研究的主题，本文主要集中于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贫困的成因与类型以及贫困治理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2.1.1 贫困概念与内涵研究
首先是关于贫困的物质性界定。此观点以占有的物质资源是否能够维系生计需要为标准来解释贫困。英国亚当·斯密从个人层面出发，直接以一个人拥有物质资源多少和质量来衡量是否贫穷。他指出“一个人是富还是穷，依照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而定”①。英国学者朗特里则以家庭为单位认定贫困，指出“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②那么这个家庭就陷入了贫困。国内学者康晓光认为“贫困是由于经济方面的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等方面的缺乏后，人们丧失发展手段和机会而无法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一种状况。”
其次是关于贫困的主体性界定。此观点主要从主体的意识、机能、能力及权利（机会）等层面界定贫困。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一书中指出：“人的素质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缺乏，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④他眼中的贫困是指人力资本缺乏和人的综合素质水平不高，并进一步将贫困根源归咎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迪帕·纳拉扬等人指出“贫困不仅是物质缺乏，核心是缺乏权力和发言权”⑤。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从权利的角度分析贫困，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认为是对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⑥汤森在他《英国的贫困：一项基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中指出，所谓“贫困”就是，“第一，居民中那些缺乏或者难以获得各种食物的人；第二，被剥夺了享有和参与正常生活的权利，没有条件和资源去参加必要的社交活动从而脱离主流社会，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以外的个人、家庭和群体暂时或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
2.2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联结的研究
对于中国乡村问题，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希望通过乡村研究发现阻碍中国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并体现出强烈的通过改造乡村来改变中国积弱局面的愿望；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则不同，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分析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指出乡村社会的社会特征和发展制约。不过这并非本文所要分类的主要依据，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对乡村研究两类研究路径的分析：一类侧重于对于乡村社会状况进行描述与概括，另一类侧重于讨论乡村社会与国家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乡村社会治理置于后脱贫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制度—文化—关系分析框架，研究过疏化乡村社会的社会联结这一主题，据此，文献的梳理述评也紧紧围绕过疏化乡村及乡村社会联结展开，试图从中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主题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观点。
2.2.1 差序格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连续性
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联结的状态，准确而深刻的描述莫过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了。费先生分别用“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比拟西洋社会和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他论述西方人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①在团体格局下，团体和团体之间有着清晰分明的界限，不能随意模糊混淆。比如说家庭，在西方就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团体，什么是核心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分的非常清楚，家庭的概念不能随便偷换和混淆，而在中国社会，家庭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含义丰富的，家的含义是“伸缩自如”的，其原因在于我们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或者说“关系本位”的社会。差序格局意味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