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研究以上海市D村为个案，以参与式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个案分析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在深描新乡贤通过三堂一室的具体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内生-赋能”型模式。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乡村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及城市的虹吸效应，乡村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在实践中还存在基层政府治理理念脱嵌、村民自治参与度低、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乡村治理模式亟需创新，需要丰富乡村治理主体，调动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绅治村的传统，他们作为地方上的精英阶层，在管理村务、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传承乡村文明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乡绅、乡村精英又有了延伸，赋予其时代内涵，称之为“新乡贤”。新乡贤兼顾传统和现代知识，具有良好的品德，受村民敬重且有威望，同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资源，是当代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从2011年《经济观察报》发表《新乡贤治村》后，新乡贤逐渐走入大家的视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3]这是“乡贤”二字首次出现在政策文件中。随后，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及新乡贤。2016年《“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2017年十九大报告强调“乡贤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对于推动乡村治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更高层次的服务协调转变有着重大作用”。[4]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强调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这些政策文件为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奠定了一定的合理性，不仅学术界对其展开了大量研究，全国各地也纷纷展开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各种新乡贤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乡村。
1.2研究意义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既顺应时代的需求又符合国家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空间。新乡贤是传统乡贤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结合，既保留了传统乡贤的优秀部分又适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与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广阔的政策支持。这一战略为加强农村治理提供了指导性框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全面目标。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一部分，得以在这一大背景下更有针对性地介入基层治理，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新需求。乡村治理被视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任务繁杂。而新乡贤则可被看作促进自治、德治、法治融合的粘合剂。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在理论上支持了多元治理的构建，同时也在实践中促使了治理模式的创新。
1.2.1理论意义
目前学界较少使用参与式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相结合来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本研究从参与式治理理论的赋权、参与和协同几个关键要素出发，加之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政府赋权获得参与的合法地位，如何通过内外动力激发参与的主动性，如何与其他主体协助达到合作治理目的，从而构建出“内生-赋能”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是对参与式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在新时代下，乡村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准着力点，而新乡贤作为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主体，对推动乡村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作用，有利于丰富乡村治理理论。
第2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新乡贤
“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用以表彰那些在任职期间有所成就的官员，或者是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威望的社会杰出人士，是其逝世后被国家赋予的荣誉称号。这一称号体现了对获得者人生价值的肯定。新乡贤这个概念来源于传统乡贤，其“新”主要体现在产生环境的“新”、权威来源“新”、治理背景“新”。对于新乡贤的概念定义，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22]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是具有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能力及吃亏精神的村庄“道义上的权威中心”。
相对于传统乡贤，新乡贤在职能、知识范围、活动范围、产生条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首先新乡贤的职能范围较广。传统乡贤的职能范围大多为协助封建王权进行乡村秩序维护，职能集中在社会教化和矛盾纠纷的解决，而新乡贤不仅担任上述两种职能，其还担任垃圾治理、保护环境以及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等职能。其次，新乡贤所具备的知识范围较广，兼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及现代法律经济政治知识，面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能提供有效的建议。第三，新乡贤的活动范围更广泛。由于农村具有地域性，所以传统乡贤都是在本村活动，管理本村事务，而新乡贤可以借助便利的交通以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与其他优秀乡村治理乡村或人物进行交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也就是说新乡贤除了在本村参与治理之外还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在外也可以具备一些身份，如有大学老师被评为老家乡贤。最后，新乡贤的产生条件与传统乡贤不同。新乡贤产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传统乡贤则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综上所述，新乡贤在职能范围、知识范围、产生条件以及活动范围这几个方面超越了传统乡贤。
2.2理论基础
2.2.1参与式治理理论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最先在国外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在巴西、印度、美国、南非等国家开始出现，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提升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有效地推进和深化了民主，改善了当地的治理生态。[69]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强调政府和公民的良性合作和公民作用的最大化发挥，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发挥公民的参与作用[70]。参与式治理理论（participatory Governance）来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治理领域的运用，顾名思义，其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在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经常用到参与式治理理论，随着理论的成熟与跨学科交流，参与式治理理论也逐渐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一般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更强调公民实质上的参与和发挥作用，要求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直接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个主体间的伙伴关系。[71]参与式治理理论主张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合法有序扩大公民的公共参与,力图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和不足。在参与式治理视野下，对公共事务的处理的主体不仅只有政府，还涉及到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协商。参与式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包括：第一，要做到公共事务的信息透明化，使得公民有一定的知情权，这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基础。第二，要赋予公民平等参与的权利，无论公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只要是社区或团体的一份子，就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利。第三，鼓励参与主体多元化。不仅有政府、公民、还可包括各种正规社会组织及利益相关者。区别于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参与式治理理论更加突出公民的价值，更加强调民主的力量。参与式治理具有丰富的参与内容，参与式治理体现了治理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协调机制，演绎了国家向社会赋权的过程，正如国外学者阿尔休·冯和埃瑞克·赖特所说：“参与式治理其本质是政府赋权的过程，即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给予那些被长期排除在决策之外的公民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进而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定。”
第3章上海市D村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田野调查.....................17
3.1走进上海市D村........................17
3.1.1田野过程总览.......................17
3.1.2 D村人文地理简介......................18
第4章“内生-赋能”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构建..................32
4.1“内生-赋能”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内涵.................32
4.1.1何为内生........................32
4.1.2何为赋能......................33
第5章“内生-赋能”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应用建议.............40
5.1理论适用性.........................40
5.2适用建议.......................41
第5章“内生-赋能”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应用建议
5.1理论适用性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的关键在于充分激活内生动力。内生动力的盘活不仅仅是唤起乡村的潜在能量，更是推动整个村庄内部积极参与治理事务的根本途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内生-赋能”型模式注重发挥乡村内部的力量，通过激发新乡贤的内生动力，使其更加关注家乡的发展，投身到乡村治理中。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有助于形成更为持久和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因为他们依靠的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生的自觉，具备更高的自发性和责任心。此外，新乡贤的积极参与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