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目打包的基础上，基于工作特征对工作绩效、政府组织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运用Amos 28软件，使用ML法（Maximun Likelihood）构建初始模型。由于工作设计的研究文献显示，不同维度的工作特征之间相互影响，并共同影响组织绩效，因此，在初始模型中纳入任务特征、知识特征和社会特征三者之间的共变关系（初始模型及运行结果如图8.1所示）。从整体拟合优度指数（见表8.1）看，χ2/DF、RMSEA等重要指标值均未达到适配标准，初始模型整体适配度不理想。从初始模型的修正指数（MI）看，存在甚大的MI值，如e16↔e17、e18↔e19的MI值分别高达442.865、120.929，这意味着存在通过释放相关的MI值来优化模型适配度的空间。
第九章基本结论和研究展望
第一节基本结论
本研究以平台型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基于赋能理论和平台理论等，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聚焦于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对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首先，基于平台型政府组织概念、结构特点，从结构赋能和资源赋能的视角，从理论上探讨了平台型政府组织的赋能逻辑；进一步，在界定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从个人数字能力和工作特征视角，探讨了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对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从组织层面看，可从赋能层次和赋能逻辑类型两个维度理解平台型政府组织的赋能逻辑。基于数字化技术对组织影响的深度或数字化技术潜能的发挥程度划分赋能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数字化技术赋能—传输、存储和计算技术变革赋能—政府组织结构平台化变革赋能；基于平台型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作用逻辑划分赋能逻辑类型，包括共享逻辑、重组匹配逻辑、并行逻辑、简化逻辑和控制逻辑等。从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看，赋能层次影响赋能逻辑类型及运行效果。
第二，基于对各变量的平均值综合比较发现：（1）平台型政府组织的整体赋能程度较高，表现为政府组织平台化转型后，公务员感知到的个人数字能力、工作特征、工作绩效（除任务绩效）和政府组织绩效等变化程度均较高（感知变化平均值在4左右）；（2）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程度在平台化水平不同的三类地区存在差异，各类地区赋能大小顺序表现为低平台化水平地区>中等平台化水平地区>高平台化水平地区，具体体现为在上述各变量上，公务员感知变化平均值的大小均表现为低平台化水平地区>中等平台化水平地区>高平台化水平地区。
第三，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显著促进了政府组织绩效的提升。个人数字能力和工作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显著促进了政府组织绩效的提升。（1）从个人数字能力视角看，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对政府组织绩效的促进性作用，表现为数字和信息素养、沟通与合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三类个人数字能力提升对政府组织绩效的促进性影响。其中，问题解决能力提升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影响因素，数字和信息素养、沟通与合作能力提升是基础性影响因素，它们需通过问题解决这一高阶能力影响政府组织绩效。（2）从工作特征视角看，平台型政府组织赋能对政府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任务特征和社会特征两个维度对政府组织绩效提升的显著影响。但相比社会特征，任务特征的影响更为显著和强烈。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