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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一:政治风险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201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9%,达14500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做出预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可能会达到17000亿美元,在2016年达到1800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会相对较高,而某些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及政策前景的不确定和区域不稳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但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形势逐步发生变化,世界直接投资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发挥着日益深远的影响力。
表1-1中给出了从1999年至2013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占据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从表中不难发现,1999年全球直接投资超过90%来自于发法经济体,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同属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同年,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6.49%和0.2%,二者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到发达经济体的1/10。但是与相对低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资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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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硏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随着国际投资实践活动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家风险理论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近年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转向实证分析,但是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于国家风险或经济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政治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对政治风险的实证研究更加匿乏。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范围广阔,而一些学者所选研究对象较少,所得结论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尽可能多地选择研究对象,研究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这可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包含多种不同动机,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各种动机的识别,而关于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风险会对不同动机的投资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研究这一问题,分析在不同投资动机下,东道国政治风险会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二、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市场上新兴的投资主体,在国际投资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从投资的客观历程来看,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经历的政治风险十分明显,因此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及政治风险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提高对政治风险的评估、预测和防范与管理的意识与水平,为有关政府部门和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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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早期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侧重于对小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来归纳投资动机,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个别典型企业跨国投资案例的研究来总结投资动化。么后一些学者通过计量模型考察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各种因素,送些因素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与东道国和母国相关。前者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自然资源、科技水平、政治风险、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后者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需求、贸易需求等。送些因素中,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状况、劳动力成本、资本市场优势、战略牲资产等通常被认为与母国对外投资动机直接相关。但这些投资动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
一、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虽然在代表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具体变量的使用和所得结论有些微差别,但学者们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的结论基本一致。Buckley等(2007)认为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在保持现有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新市场,新型经济体跨国公司往往出于贸易替代或贸易支持的原因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
国内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并且由于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现状,从而迫使很多中国企业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Cheng和Stough(2007)认为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拥有成熟销售网络和品牌的企业,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地扩展国际市场。然而Buckley和Cross等(2007)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拥有较小市场及市场成长力较高的东道国。他们认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市场寻求动机只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解释力,因为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母国优势,同时也具有较小的适应成本。
章海源、王海燕(2006)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结果表明扩大市场份额、扩展海外市场是中国且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似的,刘阳春(2008)也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王位动因分别是公司扩展战略、寻求市场和克服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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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早己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会如何影响外国对其直接投资,但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均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Brunetti(1998)认为政治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跨国公司对送种外部风险无法控制,而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将会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是阻碍资本流入的重要因素32。Haims(2002)的观点与此类似,但他进一步指出,既然无法预测东道国的政治风险,那么理性的投资者为避免遭受风险会选择政治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而现实中资本也的确大量流入政治制度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Busse(2004)从通过定性分析研究了政治层面因素对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东道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国内战乱的爆发、民族冲突的加剧、治安环境的恶化等对国内所有企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该研究缺乏实证支撑。Cosset(2006)通过对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么间关系的研巧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较低,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经营者利益、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社会失业率,政治风险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冲突。
国内学者多数是从经济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而对于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认为东道国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是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阻碍因,但他们实证研究所用数据年限巧对较短,而且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迪速并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结果是否还能反映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有待进一步论证。戴志强(2009)和程燕(2011)均通过案例分析法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但个例能否代表整体也值得商権。陈菲琼和钟芳芳(2012)利用中国2002—2009年对2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防范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利用20的一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国的"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不明显。谢孟军(2015)使用1996—2013年中国对5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通过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了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偏向于对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同时发达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中国的投资有较大吸引力。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张雨和戴翔(2013)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发现政治风险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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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OFDf动机和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机制..................16
第一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分析...........16
第二节政治风险对OFDI影响的理论分析.............18
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东道国政治风险状况..............25
第一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状况.................25
第二节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及其政治风险状况.............27
第五章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36
第一节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36
第五章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样本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国内资金规模日益雄厚,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随么増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实力也在显著提高,对于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国际地位的需求更加迫切,从而进行对外投资的动力也日益增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Ingdpj)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表明中国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验证了假设1。注意到,与通常所认为的距离会抑制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不同,此处距离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距离成本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事实上,虽然香港与大陆地区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