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传统翻译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框架里进行的,忽略了意识形态､价值观､传统文化和权力场域等因素,理想地认为翻译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特别是不受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影响的在真空条件下的实践;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是完全平等的;语言透明,且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达到的｡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更加关注译本产生的外部制约因素｡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结合了阐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批评主义理论的翻译理论的新视角｡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在权力差异基础上,来研究不同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处在“中心”或“边缘”下的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中医的翻译实践大都以汉语为源语言而英语为目的语,因为中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门学科｡西方世界从来都是以理性和科技所著称,而中医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以及“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论,对西方世界而言,充满了异质因素,不可避免的被贴上了“他者”标签｡
中医的“异质他者”特点增加了西方读者对中医翻译译本的不可接受性,也增加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而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撞是有着历史和批评理论渊源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基础上,直接把西方以外的世界归入野蛮落后的类别时,它不需要论证是否野蛮的问题,而是直接作为知识的前提并且在此基础上大肆阐释“野蛮落后”的原因｡毫无疑问,中医这个具有浓厚神秘东方色彩的学科也难逃“野蛮落后”的厄运｡
中医这个跟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学科,也无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伪科学,冠以“巫术”的头衔｡那么,中医的翻译就更加的需要政治､文化和民族警惕性｡中国的中医文化译者绝不能在西方建构,定义中国文化跟中医学科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应该是解构其“权力话语”,同时对西方以为拥有了真理的那种身份表示质疑｡当然我们的这种解构行为不是纯粹的暴露西方“权力中心”和“话语中心”的谬误,而是坚持不懈的深入探寻“真理是如何产生的”,即中医学科要如何真实地在忠于源文化的情况下,被翻译,被传播到世界｡
Dr.Mae-wan Ho认为“像许多其它的传统医学体系,几个世纪以来,中医一直被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机械模式和强大的宣传机器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所压制｡”他们认为西医才是标准的医学科学,才可以叫做现代医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标准又是谁制定的呢?后殖民主义者在用西方的逻辑与思想“书写”着中医文化,这个中国文化里最璀璨的文化瑰宝｡那么,中医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在面对西方强大的西医话语权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是因为“在此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各个文化从来就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翻译从来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文化竞技场,它只是西方殖民意思的输出渠道,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其殖民政策的工具｡”
所以,如果长期忽视中医学科根植中国文化､历史､宗教､哲学等的现实,一味的向西医标准靠拢,在本来就矛盾重重的中西方文化对抗中,我们就会丧失中医药学科术语等的命名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医学科术语等的重新命名｡而斯皮瓦克认为“‘命名’是一种直接的书写和他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象似乎是命名的唯一根源,但实际上确立的是主体的操控地位,通过命名,主体产生一种‘知晓’对象的假象,主体本身的欲望和局限性被隐藏,同时一个真实性对象被悬置,留下的只是‘客观’的命名以及语言”｡所以西方世界所谓的“客观”是具有很强的非本真性和欺骗性的｡
二、中医的翻译和传播
“三焦”一词在许多文献,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内经》､《难经》等典籍里都有记载,这个概念深奥复杂,且至今为止分为两派｡根据后殖民主义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学说,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会操纵“边缘文化”,彰显了其文化霸权和文化暴力｡因此,在进行两种文化地位差别悬殊的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翻译实践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对文本加以改造｡在中医翻译实践中,汉语作为源语言比译入语英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策略(target-language-orientedness),即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英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同时维护译入语-英语的稳定性和纯洁性｡而此时译者常常强调中医译文的可接受性,以及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译者往往会在
中医翻译实践中做出妥协,罹患失语症,导致中医本身的文化流失,变形和增生｡
两种译法的字面意思都是“三个加热器”的意思,笔者认为这样的译法抛开了中医“三焦”原有意思,有一味地讨好西方读者之嫌｡这样的译法非但没有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个词汇,而且对正确意思的传达产生了新的障碍｡这样的译法也无形中培养了西方读者群的文化和语言优越感｡199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针灸经穴国际标准化方案》规定将“三焦”一词译成“triple energizer”｡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仍然沿袭了这个译法｡根据Random House Dictionary,Energizer意思为“1.a person or thing that energizes.2.pharmacology,anti-depressant.”显然第一个意思“能够提供能量的人或物”更加贴近对三焦的解释｡虽然这种译法对中医术语的标准化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其准确性确实值得商榷｡在“triple energizer”这个词汇的准确性还需要推敲的情况下,它一旦流行起来,就是对源语言里的“三焦”含义的一种重新书写和重新定义｡也是对中医文化的一种瓦解和重塑行为｡
所以笔者认为此时应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source-language-orientedness),即直接音译成“San Jiao”｡异化是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言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异化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源语言文化的内涵,“接近作者”,接近中医的原汁原味｡而音译是异化翻译重要的一个策略,其可以直接传递语言中蕴含的正确信息,真正达到“信”的目的｡从表面上看,这种策略似乎增加了目的语国读者理解中医词汇的难度,而实际上可以让读者真正地深入到源语言文化的领地,领略真正的中医文化｡
一派人认为三焦是有形的,无形不能称之为腑,无形也不能有三焦经;而另一派人以《难经》为依据,认为三焦是个生理病理学的概念,应该是无形的｡所以,笔者认为“San Jiao”的拼音译法摆脱了英语“energizer”一词过于简单化处理“三焦”术语的翻译而产生不准确性,避免了西方读者在不了解其文化背景和渊源情况下产生先入为主的想法｡对中医的翻译和传播是大有裨益的｡笔者认为对一些跟中国文献､文化､历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医概念应该保持译的策略｡
同时应该采取异化翻译的词汇还有很多,例如“精”译成“Jing”､“气”译成“Qi”､“脏腑”译成“Zang Fu”､“阴阳”译成“Yin Yang”､“脾”译成“Pi”等等｡中国古代文人深深的把文学修辞用到了中医术语中,例如“四君子汤”,是一个方剂的雅称,如果译成“Four Gentlemen Soup”,会让人摸不到头脑｡如果我们采用音译而后给它加上注解,即“Sijunzi Tang”(Decoctionfor Deficiency of Pi and Weiqi)则可以正确表达这个方剂的意思｡学者黄德新认为音译法的使用范围包括专名翻译,民族特有事物名词的翻译､其它无对应词的词语和特殊情况下某些名词的翻译｡李照国教授提到语言国情学,认为一种语言中总有反应该民族特有事物､思想和观念而在别国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语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就应该采用音译,即不翻的方法｡中医名词术语因其特殊性和独特性,有很多无对应的英语词汇,译者应该大胆的使用音译的方法｡
不能因为音译对英语国家读者会产生理解困难就放弃这种方法,这对中医走向世界是无益的,会削弱我们跟殖民主义霸权话语的对抗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中医术语采用的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命名权之争｡
斯皮瓦克认为“以‘世界’的文本性来打量西方对世界版图的认识､命名和划分,就会知道它是一种书写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