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界开始有人对“肾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质疑｡陆广莘教授曾经说过:要中医研究,不要研究中医｡他的意思是,从中医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丰富和完善中医的科学研究,叫中医研究｡而研究中医则是无视中医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把中医学术体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加以扭曲的做法｡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杨维益教授针对“肾的研究”先声夺人地指出:“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如果仍旧坚持既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从读杨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深刻地感觉到对中医科研进行反思､走出误区,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依据1981年1月出版的《肾的研究》和1990年5月出版的《肾的研究(续集)》,从自设跳板､阉割在先､弃中就而､欲西非西､实验不实､假设更假､殃及池鱼､大道不孤8个方面,对“肾的研究”进行剖析｡文中的剖析在当代中医科研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稿后亦未在内地发表,今刊于此,以求正学术界同仁｡
一､自设跳板
《肾的研究》一书是围绕该课题的文献汇编,该书一开头便收录了他们自己所写的“祖国医学有关‘肾’的历代文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这是一篇曲解“肾”藏象含义的综述,是为自己预定的实验研究自设的一块跳板｡
综述在其引言中说,“在藏象学说心､肝､脾､肺､肾五脏中,尤以肾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称为‘先天之本’｡由于肾的作用特殊,通过临床实践,‘肾’与‘命门’的理论逐渐发展,致‘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它藏府(附注,中医文献中之藏府,不应写为脏腑,下同),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似乎在“远远超出其它藏府,而有主宰生命”意义的这一个“肾”上,只要“研究”出“结果”来,甚至就可以“主宰”中医的一切了｡
为了表明该研究的继承性,综述对秦汉时代､隋唐时代､北宋时代､金元时代､明代关于肾的论述做了阐述｡毋庸讳言,春秋至秦汉时代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和成熟时代｡《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经典医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架构,至今仍然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内容｡从藏象的角度,综述根据《黄帝内经》的论述,把肾的作用概括为9个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长发育及衰老过程,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主耳,开窍于二阴,合于三焦和膀胱｡
综述对肾的疾病,概括为11个方面:为恐,劳力､入房伤肾,盛怒伤志､恐惧伤精,聚水为病,为欠､为嚏,腰脊病,腹大､腹胀,色黑齿槁,厥冷,发无泽,经脉之证｡应当说,这些概括与《黄帝内经》的精神大体相近,与当代通用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内经讲义》《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关于肾的表述也基本相同｡
然而对于“肾的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综述的真正目的并不在这里｡研究者为了说明历代“对‘肾’的认识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这样一种观点,在“金元时代”和“明代”的两节中,断章取义地把当时一部分学者对于“肾”与“命门”的争论,歪曲为“肾”理论“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这个说法当然不对了｡
第一,金元时代到明代,注释《黄帝内经》的专著近70种,对“肾”的阐释没有异议,应当视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清代注释《黄帝内经》的专著170余种,对肾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并不是“直到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之说｡
第三,明代关于“肾”与“命门”之争,主要是对藏象的“有形”还是“无形”方面的争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人们在粗浅的解剖观察影响下,对藏象概念的一种困惑,或者是走出困惑的一段插曲｡澄清“肾主真阴”“命门主真阳”的实质之后,这段插曲也就终结了｡还是《黄帝内经》原来的肾主真(元)阴､真(元)阳的“肾”｡明代之前不存在看法不一的问题,明代的争论也没有达到研究者所说的“统一”｡
第四,从明代到1956年以后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各版教材中关于肾的表述,也可以说明综述关于“肾的认识........直至明代才基本达到统一”说法,并没有改变中医在“肾”的认识上始终如一这一历史事实｡
第五,研究者所推崇的肾主“真阴真阳”之说,在《黄帝内经》关于“肾”的藏象功能所主里早有明示｡肾主藏精､主水､生髓主脑,即所谓真阴;肾出伎巧､藏志､主生殖发育､司二便,即所谓真阳｡这原本是以肾的藏象含义为基础,对自身的功能所主在属性意义上的划分｡况且,中医所讲的五藏,每一藏的功能所主皆有阴阳之分,不只是肾才如此｡在中医藏象学说中,每一藏的功能所主和所主功能的阴阳属性,是藏象内容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古今无别,各藏皆然｡而且,阴阳之说,无处不在｡诸如人身之阴阳､各藏之阴阳､藏府之阴阳､气血之阴阳,其含义各不相同｡必须在功能所主的前提下讲阴阳,阴阳才有其特定的含义｡
第六,离开了肾的9个方面具体的功能所主来讲阴阳,那就将肾本来丰富､具体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肾阴､肾阳,作为肾的功能所主的具体含义被冲淡了;冲淡了功能所主以后再谈肾阴､肾阳,也就将肾的本来含义简单化了｡所以,综述中“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它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肾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以后,研究者自己产生的一种错觉｡
试想,心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为人身“后天之本”,肺为“相傅之官”“气之本”“主一身之治节”,肝为“将军之官”主全身气血之通调｡如果拘泥于字面上看,五脏中的每一藏似乎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因此按照研究者的逻辑,人身岂不变成五个生命的主宰了吗?这当然也不是中医藏象学说的原意｡
研究者为了给以后的“症候群诊断模式”找到跳板,在综述中特意列入了“历代肾的病证”一项｡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中矛盾重重｡
第一,中医病名确定的原则与西医不同｡总括起来,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综合性的病机命名,二是以典型的临床表现命名｡这里的“病证”二字,分不清是病机的含义,还是临床表现的含义｡
第二,中医的临床诊断是对疾病在各个阶段上具体病机的判断｡在中医诊断的全过程里,病名只是医者对疾病做病机诊断之初,所提示的一个题目而已｡因为证候是疾病的临床表现,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据或本质,故病机判断才是中医临床诊断的核心与最终目的｡
也就是说,证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质;尽管表象反映着本质,但表象绝不等于本质;只有通过对表象取精去粗､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当认识到病机之后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质｡张仲景在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有各节的篇名都采用的是“辨××病脉证并治”这一种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证求机”里这一个“辨”字｡
以示人通过辨的求索,认识病机,抓住本质｡所以,肾病的病机也有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之异｡这是对肾病进行临床诊断时的关键｡而综述淡化了关于肾的病机诊断的意义,突出了临床表现的诊断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医临床上辨证求机､由证到机过程的本末颠倒｡
第三,研究者在其后的诊断里,把肾病分为肾虚､肾阳虚､肾阴虚3种｡但是综述在“历代肾的病证”表格中,却不以上述3项病机为纲来分类,而是不加分辨地将所有“病证”混在一起｡这里除了表明研究者“重证轻机”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基于上述,这一“综述”存在着3个问题｡
其一,它离开了《黄帝内经》以来中医关于肾的一贯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