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在职研究生论文，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高管构成中的高管长老和独立董事为研究对象，研究在家族企业中可能充当谏臣的“内部人”（高管长老）与二代的差异、“外人”（独立董事）的背景特征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自2001年入世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为迅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GDP总量自2010年来稳居世界第二。而投资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在整体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我国投资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具体情况如表1-1所示。
2014-2018的5年间，投资与GDP的比重均超过70%，在2015年达到了81.9%，从2019年受疫情影响投资水平才慢慢回落，但投资占比仍高达GDP的半数。然而高投资率并不意味着高效率，较高的投资占比却不能到达良好的投资成果，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阻力可想而知。基于此，国内众多学者关注到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并对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企业大多数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张功富和宋献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更是直接指出我国上市企业90%以上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非效率投资不仅仅是对股东价值和企业自身利益的损害，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高管团队构成中的两类谏臣：第一类是团队中年龄大的、任期长的高管，这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譬如古代新帝上位都有较年长的大臣或者资历长的三朝元老辅佐新帝。第二类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通常较短，与管理团队或家族建立社会联系的机会较少，他们更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更好的在企业的投资决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综上，基于我国处于家族企业传承高峰期的现实背景，在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本文选取高管团队构成对家族企业传承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本文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该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时代背景与意义，介绍了研究内容及所用的研究方法，指出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同时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概念做了清晰的界定。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其次是高阶理论，再次是非效率投资相关研究，最后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基于高阶理论影响非效率投资研究前沿的三个方向。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章对高管团队构成中的两类“谏臣”分别进行分析，通过有针对性的特征分析，考察二代-高管长老的年龄差和任期差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二代董事长身份的调节机制。同时考察了独立董事的学术背景和金融背景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原理，及独立董事稳定性对主效应的作用原理。
第四章是研究设计部分。首先说明了本研究的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接着定义了研究一的解释变量年龄差和任期差，说明了非效率投资的测量方法，进行研究一的模型建构；其次，定义研究二的解释变量独立董事的学术背景和金融背景，进行独立董事和家族企业传承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模型建构。
第五章是高管团队构成和非效率投资的实证结果和分析。本章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对两部分研究的模型进行验证。第一部分实证检验了二代-高管长老的年龄差和任期差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二代的董事长身份（正式权力）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第二部分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学术背景和金融背景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以及独立董事在企业传承后是否发生变化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第六章是本研究的结论、启示、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本章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根据结论对家族企业传承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供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并且结合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家族企业传承相关文献综述
2.1.1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代际传承有以下主流观点：一是代际传承是权力的传递，指企业所有权（LeBretonMilleretal.，2003）、管理权（Ibrahimetal.，2010）、和控制权的传递。李蕾（2003）基于中国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企业代际传承涵盖表层的职位传递，深层的企业权力的传递（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以及最核心的事业这三个层面[5]。二是代际传承不仅仅是权力的传承，还是隐性知识的转移。Lambrecht（2005）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一个终生的、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族必须处理和培养转移过程中的软元素：创业精神、自由、价值观、外部经验等[6]。窦军生和贾生华（2008）分析指出，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承的关键不是权力的传递，而是隐性知识的传承，包括企业家默会知识、社会关系网和企业家精神等[7]。余向前等（2013）研究表明诚信好学、企业家精神以及个体社会网络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三个主要内容[8]。本文研究家族企业传承是基于第一种主流观点，继承人具有企业的管理权。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上一代传位给下一代，包括子承父业、父亲传位给女儿、女婿等；有的是隔代传位，如祖父传位给孙子或孙女；有的是同代相传，兄弟姐妹之间传位等等。晁上（2002）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家族企业可以实现长久发展[9]。本文正是基于该观点，只要是家族成员进行接班的企业就在本文的研究范畴，而不仅仅是子（女）承父业的模式。
2.2高阶理论的相关文献综述
高阶理论由Hambrick和Mason（1984）明确提出，其中心思想分为两部分：一是高管的行为基于他们对所面对的战略情境的个性化解释；二是这些个性化的解释是高管的经验、价值观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反应。概括讲是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自己高度个性化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处境，进而影响组织决策[18]。
高阶理论还有两个从属的观点，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第一个从属观点是，关注高层管理团队（TMT）的特征将比通常只关注单个高管（如CEO）更能解释组织结果。复杂组织的领导是一种共享活动，高管团队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和相互之间的配合等都影响着组织战略的发展。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证实，组织的结果至少部分地取决于TMT的构成（Fredrickson，2001；谢凤华，2008；王益民，2015）和作用过程（姜付秀，2009；张兆国，2018；王佳，2020）。第二个从属观点是，高管认知框架可以采用其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替代，尽管这种替代不是全面和完全精准的，但研究证实是有效的，因为个体的认知基础是从经验演变而来的。以前的研究将人口统计学作为认知和价值观的预测因子（Kahalas&Groves，1979；Walsh，1988）。考虑到获取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那些主要公司的负责人）的传统统计数据非常困难，学者可以利用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诸如性别、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公司任期等信息，去预测可能发生的组织行为。诚然，人口统计指标的使用让学者们对驱动执行行为的真正心理和社会过程感到困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箱问题”（Lawrence，1997）。尽管如此，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高管（包括高管个人和TMT）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组织成果（战略行为、企业绩效等）高度相关。
第三章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26
3.1研究一：高管长老对家族企业传承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26
3.1.1二代-高管长老的年龄差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27
3.1.2二代-高管长老的任期差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28
第四章研究设计...............................37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37
4.2研究一的变量定义与模型建构......................37
4.3研究二的变量定义与模型建构...........................40
第五章实证结果及分析.............................43
5.1研究一：高管长老对家族企业传承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43
5.1.1描述性统计分析....................................43
5.1.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44
第五章实证结果及分析
5.1研究一：高管长老对家族企业传承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5.1.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给出了二代-高管长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1可以看出，非效率投资在家族企业中具有普遍性。根据投资预测模型计算结果，得到的�的绝对值就是企业的非效率投资（Abs_inv）。因为Abs_inv越接近于0，投资越有效率，然而据统计，样本中只有8家家族企业的Abs_inv＜0.001，占样本总量的4.10%，家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不容忽视。同时，非效率投资中位数为0.030，均值为0.039，最大值为0.233，最小值为0.000，各家族企业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说明传承后的家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差异较大。因此，研究传承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表5-1可以看出，传承后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年龄较大和任期较长的高管。二代和高管长老平均年龄差为24.39，高管长老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