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在职研究生论文，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烙印理论、高层梯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会税差异（BTD）和扣除应计利润后的会税差异（DD_BTD）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作为上升中的世界大国，中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反避税政策。2015年2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我国反避税管理；2018年我国在新个税法中首次引入了反避税条款，并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积极防范各种避税行为。国家如此重视反避税的原因在于，税收是我国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之一，其实质上是国家用来解决社会大众生活需求的财政工具,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为人民提供便利生活，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企业的避税行为本质上侵犯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然而避税现象难以杜绝，因为缴税意味着企业的支出增加，现金流减少，企业能够通过避税来降低税费，节约成本，间接提升企业的价值。因此，公司和股东会积极地通过各种激进的避税手段来减轻他们面临的税负压力，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蔡地等，2015）[1]。
自从“高层梯级理论”（Hambrick and Mason，1984）[2]问世以来，学者们普遍认同，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和过往经验会对他们的认知方式、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各种管理决策的高度个性化。税收规避是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探讨企业如何因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而导致其实施不同的税务筹划方案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CEO的个人特质包括可观测的人口统计特征（譬如CEO的性别、年龄、从业经历等），以及不可统计的心理特征（譬如CEO过度自信、厌恶风险、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等），而CEO的心理特征又能够通过人口统计特征反映出来。过往研究已经证实了CEO的性别、能力、过度自信、任职渠道等诸多可直接或不可直接观测的个人特质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但从CEO个人特质来源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研究方案
一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阐明研究内容、方法与内容框架，并提出可能存在的创新点，确定论文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文献综述。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烙印的定义、烙印理论的应用、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以及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并进行文献述评。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该部分对烙印理论、高层梯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概述，并基于文献梳理与理论基础分析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关系、债务风险中介效应及两职合一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首先，对样本及数据来源、主要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及度量，以及研究模型的设定进行概述。其次，实证部分通过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FEM多元回归分析，验证首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对CEO的烙印效应、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关系、债务风险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两职合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通过替换关键变量法、消除残差作为因变量的估计偏差和PSM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章：结论与启示。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结合国内外的有益经验以及现实情况，从团队特征、公司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发挥CEO过往经历的积极效应，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烙印的相关研究
一 烙印的定义
烙印现象最早是指新出生的动物会依附于并追逐它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活跃的生物的过程，且无论这个生物是否是它的同类，这是英国学者斯波尔丁在研究动物行为时发现的，最初被引入到了早期教育之中：2-5岁是儿童行为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缺失这段时期的教育将对儿童的行为与认知造成巨大损伤，影响其一生且难以治愈，如“狼孩”的产生。并且，“狼孩”可能终其一生都会保持狼的习性，难以回归人群。学者汉斯（1959）认为，烙印现象的产生存在一个明确的关键期，一旦过了这个关键期，便难以再发生。因此，成人离群索居，长期独自生活却不会变成“狼人”。后来，烙印现象又被引入到了某些国家的政治之中：政治家会或通过宣扬己方的英雄事迹、慈善行为等来树立个人或团体的正面形象，或通过宣扬敌方的丑闻轶事、尸位素餐等使敌方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借以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相应的烙印印象，以此来获得政治选票或提升政治地位。
在由此形成的烙印理论中，“烙印”一词被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敏感期”中，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形成与该敏感时期或环境特点相适应的人格特征，即“烙印”，并且“烙印”的效果是持久的，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减弱，但永远不会消退，从而不断影响主体的决策机制（Johnson，2007[3]；Kriauciunas and Kale，2006[4]；Marquis and Tilcsik，2013[5]；Simsek et al.等，2015[6]）。Marquis和Tilcsik（2013）试图厘清烙印的本质，于是他们通过整合有关烙印的不同文献，总结出了烙印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1）主体经历过某个具有高度环境敏感性的且受到时间限制的敏感期；（2）主体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内受到了环境的强大影响，形成了与该环境相匹配的个人特征（性格、观念、行为方式等）；（3）即使今后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定的敏感时期内形成的个人特征仍会对主体造成持久性的影响[5]。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之后，主体便会形成相应的心理烙印，潜移默化地改变主体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并对主体的决策等产生影响。
第二节 税收激进行为的相关研究
在企业管理中，不同公司的税收激进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企业的避税程度取决于决策制定者对避税行为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蔡地等，2015）[1]，是一个动态的衡量过程。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会受到内部与外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避税会降低企业的应纳税额，增加企业现金流，间接提升企业价值，但与此同时，避税也会加剧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杨悦等，2019）[37]，增加企业违法风险，并伴随着诸多的成本问题。因此，本节将围绕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两方面展开，其中，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将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与CEO个人特质三个角度进行阐述，经济后果将从避税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与间接后果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公司特征
丁方飞（2019）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显著负相关，因为相对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更加关注企业声誉，会通过高质量审计来降低诉讼的风险与成本，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且高水平的法治和低水平的政府干预可以增强企业规模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38]。刘行和叶康涛（2014）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关注与监管，避税的成本增高，也会抑制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39]。Rego和Wilson（2014）发现，税收激进程度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成长性显著相关：当企业具有高盈利性与高成长性时，其从事激进的避税活动的动机和能力也会越高；当企业具有低盈利性与低成长性时，则会积极纳税，增加纳税额。此外，企业的跨国贸易也显著影响企业的避税活动，跨国贸易越频繁、交易额越大，企业的实际税率则越低[40]。企业所有权性质显著影响企业的避税活动。没有政治关联或政治背景的公司，其税收激进程度会显著高于有政治关联或政治背景的公司（Kim and Zhang，2010[41]；吴文锋等，2009[42]；严若森等，2017[43]），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平均税负显著高于其他企业的平均税负。并且，国有企业还具有“逆经济周期性”，即在经济萧条时，国有企业的税负仍会保持增长趋势（陈冬等，2016[44]；白彦锋等，2019[45]），以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不会因经济发展陷入颓势而大幅下降。对于家族企业来说，职业经理人会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因为他们并不重视一个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与长远发展，职业经理人更在意的是能够实际获得的短期利益；同时，家族经理人的经营年限和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显著降低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宋霞等，2020）[46]。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7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7
一 烙印理论 ............................. 17
二 高层梯队理论 .......................... 18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23
第一节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23
第二节 变量选择及度量 .............................. 23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4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48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49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第一节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中国于2007年实施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2008年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选取2008—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