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烙印理论、高层梯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会税差异（BTD）和扣除应计利润后的会税差异（DD_BTD）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采用年度失业率的负值衡量CEO首次任职时的经济状况和当年的经济状况作为解释变量；采用资产负债率作为中介变量，衡量企业的债务风险水平，采用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变量，衡量CEO的权力大小，借鉴温忠麟等（2006）[88]、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89]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以下问题：（1）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是否会对CEO产生烙印效应？此烙印会对CEO的价值观念产生何种影响？进而又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2）债务风险是否在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3）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职位权力的增大会如何调节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及债务风险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首次出任CEO一职，这不仅是CEO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改变，也是CEO个人经历中的敏感时期，此时，CEO更容易形成与环境相匹配的特质，并对其之后的行事风格产生长期的影响。经济萧条会造成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在此种环境下首次任职的CEO会更加珍惜他们的工作机会，竞争压力较大，且较差的经济环境还会使企业创造新的价值难度增加。因此，CEO会利用激进的避税手段来降低成本，为企业减轻税负，达到增加企业现金流，从而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另外，CEO作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更在意个人的利益而非股东利益，在萧条的经济形势下自利动机更高，在较差的经济形势下首次入职，CEO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会更加强化，倾向于采取激进的避税手段来增加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获取私利的成本，通过在职消费、津贴补助等自利行为截取企业留存资源，增加个人财富。因此，CEO首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会给CEO打上职业烙印，影响CEO的价值观念和决策风格，从而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并且，相较于在经济形势繁荣时首次出任CEO一职，在经济形势低迷时首次任职的CEO，其当前所在企业的避税行为更激进。
第二，首先，在经济形势较差时首次任职的CEO会对企业的发展前景抱有较低的信心，对风险持厌恶态度，因此他们会减少借债，避免因无法偿还而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而环境烙印强化了CEO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使其在战略决策上以短期导向为主，不考虑决策的长期影响和效果，相较于未来的损失，更在意当下的损失，因此CEO会减少负债，避免无法偿债的情况发生；另外，负债的增加会增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危及权益资本安全和收益稳定，也会影响投资者对经营者的信任，不利于CEO就业保障。因此，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债务风险水平正相关。其次，低负债水平意味着企业运用外部资金的能力较弱，不利于企业对外扩张，投资水平不足，虽然企业经营风险较低，但经营利润也相对较低。因此，企业会倾向于采取激进的避税手段来减少企业资金流出，提升企业价值。另外，低负债企业无法通过利息抵扣税前利润，从而企业的避税动机较高，进行激进的避税活动的意愿更强，因此，CEO首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能够通过企业债务风险水平影响企业的避税程度，即企业债务风险水平在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