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忠诚、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忠诚、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 早在公元二千年前，儒家与法家对忠诚就有极为详尽的论述；至于对臣属个人的忠诚教化，更是历代王朝所十分着重的课题。在现代的华人组织中，忠诚亦受到相当的重视，它不但是企业考核员工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主持人拔擢部属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如周逸衡，1984；郑伯埙，1988；Silin, 1976)。然而，台湾有关组织忠诚的研究，则是于八○年代，援引西方组织承诺概念的相关研究开始(吕纪嘉，1985；白崇亮，1986)，对于华人组织忠诚的内涵、本质、及作用机制等问题，则在引用西方研究概念二十多年后，才开始获得注意(李慕华，1996；张慧芳，1995；郑伯埙，1995；郑纪莹，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