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论文格式
摘要：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是中西方历史上两项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通过对这两项翻译活动的对比研究，总结出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理论发展的共同规律并结合不同时期译文的特点、译者的观点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翻译理论的不断更迭与发展是由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而中国最早的译事从公元1世纪开始，西方最早的译作始于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之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翻译理论也就沿着各自的轨迹，逐步发展成熟形成了今天各具特色的中西译学理论。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以佛经翻译为主。佛经翻译的历史起源于汉魏，以隋唐时最盛，到宋元结束，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的总称，包括由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和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两部分。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前3世纪，为了满足长期分散于各地而忘记了祖先语言的犹太人阅读圣经的需要，出现了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翻译成希腊语的《圣经•旧约》。而后，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壮大，为了满足传教和受教的需要，《圣约》翻译蓬勃发展起来，从纪元初期到今天从未停止过，并对西方各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的兴旺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两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经典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历史，虽然二者之间在内容、发生的地点、历史文化背景、源语与译语、原文与译文读者等方面均不相同，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方面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翻译理论发展都经历了从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过程。本文把不同时期译文的特点、译者的观点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发掘出其背后隐藏的规律和必然性，即翻译理论的不断更迭与发展是由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
一、佛经翻译过程及其翻译理论佛经翻译最初所采用的方法是以近乎于死译的直译。现在一般把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东汉末到西晋的草创期、东晋到隋的发展期、唐代的全盛期和北宋的结束期。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者有安清（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朔佛、安玄、康巨等人。总的来说，安世高的翻译偏于直译，有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令人费解。支谶与竺朔佛合译经书，也采取直译为旨意。到三国的支谦以前，基本上都是采取直译的。然而，三国时的支谦和康僧会主张译文中减少胡语成分（即音译），不死扣原文，注重译作的词藻文雅，在文字质量上是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种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简而不能表原意。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正、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翻译方法总体上是从直译到意译的过渡。三国时支谦不主张在所译经文中夹有梵字译音，并追求文字的典雅，虽然对初期的直译法有所突破，但缺点是有时因求“巧”而不免失真。赵正和道安有鉴于此，还是坚持直译主张，务求以信为主，不事藻饰。道安根据多年整理旧经及参加译事的经验，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佛经翻译规律。“五失本”就是有五种情况会使译文失去原文的本来面目，首先是指汉梵语序不同而进行必要的转换，其次是指梵文质朴而汉人喜好辞采，即文体风格的不同而引起的变换，后三点都是指在译文中删去梵文重复赘述的部分而引起的变动。
由此可见，此时的直译已比初期的直译高明得多，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不再是逐字死译了。“三不易”指从佛经译成汉语时，有三方面是不易做的：（1）经文本是佛在世时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合今人，不易；（2）要把圣智所说的微言深意传给平凡的人，使之理解，时间又相隔遥远，不易；（3）当时编辑经典的人都是大智大勇有深通的人，现在让常人来传译，不易。这就一方面说明道安当时就意识到了翻译所涉及的历时性的矛盾和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知识结构、认识水平之间的差距而产生翻译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当时的佛经译者对佛教经典的敬畏之情。所以最终还是要采取直译方法。在中西方的宗教经典中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但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跳出了逐字对译的藩篱，而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并不绝对排除意译的方法。鸠摩罗什就是意译的代表。他意识到在他之前的佛经翻译家一味采用直译，所译经文很难为普通大众所理解。他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自鸠摩罗什之后的许多译者大都采用罗什倡导的意译法。他们翻译佛经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的要求，并不是为少数佛经研究者或封建文人而译。而且，当时主译和助译分别是不熟悉中国古文的外国人和民间信徒，也难以运用古雅的文学语言。更重要的是，宗教经典的翻译重在正确传达意义，让读者理解。玄奘精熟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时出口成章，只要记下来就可以了。可以说，在玄奘这里，文质之间并无截然之分，能直译时直译，能意译时意译。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等翻译技巧。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最突出地是制定了“五不翻”原则，即在把梵文经典译成汉语的过程中，五种情况下不必按意思翻译成汉语，而是保留原语语音的汉字写法，也就是今天所称的“音译”。玄奘的翻译方法对后来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到了佛经翻译的第四阶段，赞宁归纳了翻译“六例”，即根据以往译经的种种情况，提出解决各类矛盾的具体办法。这是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和对双语知识掌握水平提高的结果。
二、圣经翻译过程及其理论西方最初的《圣经》翻译，即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圣经•旧约》，也是以直译为主。《旧约》原为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原文为希伯来语。这72位犹太学者奉命聚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把《旧约》从西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的工作。由于这72位译者都不是希腊人，尽管希腊语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但他们毕竟不是在希腊，周围非希腊的语言环境以及祖先的语言无疑也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译文的质量。另外，由于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另一位近乎死译的《圣经》翻译代表是斐洛•犹达欧斯。他是亚历山大操希腊语的犹太人，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犹太教会上层人物，被称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斐洛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上帝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为了避免在翻译中的主观随意，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译语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圣经》翻译者的赞同，坚持逐字逐行对译的死译方法。
与中国的道安和赵正相似，采取比较准确的直译法的西方《圣经》翻译代表是哲罗姆。（St.Jerome）。古罗马后期，统治阶级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帝国，加紧利用基督教来麻痹人民。宗教翻译受到重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公元405年前后，哲罗姆受教皇委托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译者的选词造句不是靠“上帝的感召”，而是靠译者本人的“博识和对语言的精通”来实现的，而且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及语义、内容等方面都互为区别，因而翻译中只能采用意译的方法。然而，在他之后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奥古斯丁的“翻译必须依靠上帝感召”的理论。奥氏的理论完全是为其政治和宗教目的服务的，强调只有受了“上帝的感召”的人才有资格翻译《圣经》，不仅有助于渲染上帝的力量和《圣经》的玄义，给基督教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且还能把《圣经》的解释权收归到少数神甫手中，更方便教会愚弄和欺骗笃信基督教的平民百姓。文艺复兴运动的传播把欧洲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使西方社会充满了一种求索和征服客观世界的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各民族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使民族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翻译也转而以各民族语为主。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路德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人民要求读到译成地道民族语言的《圣经》。路德正是这种情况下开始翻译“民众的《圣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受人文主义思想和语言观的影响，他在翻译中坚持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并认为只有采用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圣经》的“精神实质”。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质朴、庄严、独具一格，是英国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之一。它由47位最优秀的大学学者集体翻译而成，译者们在翻译中坚持忠实于原文的总原则，并顺从时代的发展和普通人的需要，有意识地选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再加上译者们手中有较多的工具书和前人留下的资料，该译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英国广为流传。“钦定本《圣经》”是《圣经》翻译史上融直译意译为一体的一部佳作。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的比较，可以发现他们都经历了幼稚的直译→幼稚的意译→较成熟的直译→较成熟的意译→直译意译互相融合这一过程。从最初近乎死译的逐字对译的直译，到高层次的，即词组和结构层次的直译，再到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的意译，最后到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注重的是译文的准确传达和译本的可接受性。最初的译者由于没有掌握双语知识，没有翻译经验，加上对宗教经典的敬畏，只好采取逐字逐行对照的近乎硬译、死译的直译，结果译文佶屈聱牙、不堪卒读。于是又有人走向反面，为了让译文能被译本读者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