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位根和协整关系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证明安徽省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面板数据平稳，经过协整检验证明安徽省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乡村人地关系协调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耦合协调理论，借助熵值法、障碍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局部自相关分析、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等方法，探究2014—2019年安徽省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水平和时空演化特征，并提出对策建议，为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助力安徽县域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是县域内部城镇发展系统同乡村发展系统互动关联、融合、创新发展的协同过程。第一，概念内涵上辨析了城市化和城镇化、县域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是城市化“量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当前城镇化应当以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为指导逐步实现城市化由“量化”向“同化”转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县域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镇化上的新实践，县域城镇化在契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本质要求的前提下既要促进农村城市化“量化”，也要跳出小城镇视角，统筹好不同规模县域的城镇化。第二，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内在协同机理体现在：县域城镇化通过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绿色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振兴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县域城镇化具有反馈效应，二者存在相互支撑、依赖的内在逻辑关系。
（2）2014-2019年安徽省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动态协同关系。第一，从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来看，受到新型城镇化政策效应的影响，县域城镇化指标在2015-2019年明显增长，均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65%，在2019年达到政策影响最大化，但安徽省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分布不均衡，县域差异仍在扩大。从障碍因子诊断结果看，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阻碍是安徽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两大因素，同时经济城镇化和绿色城镇化障碍度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经济城镇化障碍度在2019年达到最高值，细分指标中医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均GDP障碍度排名靠前，在今后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中既要注重完善医疗公共服务设施、不断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也要保证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第二，从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来看，乡村振兴发展以2017年为界呈现两个阶段，在2014-2017年均值不断下降，离散程度不断上升；2018年均值大幅上升，离散值大幅下降；2018-2019年均值又有所下降，离散值轻微上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村振兴政策效应在2018年有明显的体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