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区域经济论文，本文在清末开埠视角下研究历史因素对当代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使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当代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清末开埠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机制。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逆全球化”冲击加剧的当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创新是迈入发展新阶段的必要驱动力，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以创新为驱动是突破环境约束、对抗人口红利消融等内部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以创新为驱动也是应对中美技术脱钩等外部风险的关键。“十四五”规划提出，将优化经济结构，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在国家大力倡导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将在多层次上成为引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战略支撑。近年来，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有力支撑着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22年发布了《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5.42分，与十年前相比提高了15.14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得分相比2012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最迅速。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将在更多层次上发挥对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研究议题。开展创新活动需要充足资源和优秀人才，更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的支撑。城市创新能力并非短期形成的，城市创新环境作为一种多因素融合的复杂系统，其当代面貌往往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塑造。自晚清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变，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使得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趋向，由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也开始遭受巨大冲击。在不平等条约约定下的开埠通商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之一。截至1930年，正式开埠的通商口岸共达到110个。列强在开埠地区建立司法和行政机关、设立工厂，并派遣大批传教士建立教堂及附属的学校、医院。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加速了口岸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最早产生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对其日后经济发展以及城市人文环境的形成带来长远影响。
清末通商口岸开埠作为近代规模最大的对外开放，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基于此历史背景，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出发，从创新环境入手，试图探讨影响当代城市创新能力的根源因素。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由早期资料中整理出的历史数据和CFPS、CGSS等微观调查数据，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清末开埠对于城市创新的长期影响。
第2章 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
2.1 历史背景
2.1.1 通商口岸的历史背景
1842年开始的五口通商，正式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开放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这些口岸城市自由居住贸易。后两国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相关事宜。此后，美国、法国等国也相继与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要求与英国享有同样的权利。自此开始，清政府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被迫结束，中国被迫开埠。中国社会结束闭关锁国的时代，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国际贸易规模扩大，西方各国的商品、技术、思想文化开始由通商口岸传入中国，清末开埠事件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2 理论基础
2.2.1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试图解答空间不平衡发展这一主流经济学家较少关注的问题。库姆斯等（2008）[31]认为，成熟的一般均衡模型必然会导向空间经济不平衡的最终结果。在现实世界，这种不均衡不仅在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之间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当代诸多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削弱了国家边界的影响，而空间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也逐渐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保罗·克鲁格曼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基础上，构建了基于D-S垄断竞争模型的“中心—边缘”模型（1991）[32]，此模型成功地将空间因素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而使空间分析被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孙浩进，2017）[33]。与传统区位理论和旧经济地理学不同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将收入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历史背景、预期以及多重均衡等因素纳入空间分析（何伟，2005）[34]，从向心力（集聚力）和离心力（扩散力）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角度入手，研究各因素如何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2013）[35]。这种方法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深度和广度。
新经济地理学也强调与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近年来迅速兴起的现代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密切联系。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地区内的市场、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为了实现长期发展，地区之间需要建立联系，从而促进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互动。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结构中，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基于其内部基础，还依赖于从邻近或更远地区获得的知识和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其经济繁荣，即空间溢出效应（张新成，2021）[36]。
第3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8
3.1 文献综述................................. 18
3.1.1 历史因素长期影响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 18
3.1.2 近代口岸开埠长期影响的相关文献................... 20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28
4.1 模型构建......................... 28
4.1.1 基准回归模型............................. 28
4.1.2 内生性检验模型............................... 28
第5章 通商口岸对当代创新能力的影响........................ 36
5.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36
5.2 内生性检验................................ 39
5.3 稳健性检验............................. 41
第6章 机制分析：文化冲击与创新氛围
6.1 文化冲击和近代企业的调节效应
在前文提出假说3的过程中，本文初步分析了清末开埠影响当代城市创新能力的机制。简单来说，可概括为文化冲击和创新精神的熏陶。在本节中，我们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这两种机制的调节作用。文化冲击方面，选取衡量基督新教传播情况的变量和反映近代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的变量来表示，具体包括：正式教堂数量、每万人中之受餐信徒平均数、教会初高级小学学生总数、中国教育职员总数和国立初高级小学学生总数。创新氛围方面，我们使用近代各地区民族资本家创建企业的数量和企业资本量衡量本地区的创新创业社群环境。下表15中展示了文化冲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16中展示了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结果。
首先关注表15中通商口岸变量的系数，即回归中的主效应。可以看出无论添加哪个冲击变量，主效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小于基准回归中的系数大小。接下来关注表15中各文化冲击变量对当代创新的直接影响，即调节变量的直接影响。不难看出，各调节变量的直接影响区别较大。教堂数量、信徒密度和国立学生数量对当代创新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甚至存在系数为负的情况。教会学生数对当代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教师数量对当代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关注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即各交乘项的系数。除教堂数量外，各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均显著为正。信徒密度的调节作用远低于后三列所示的教育相关变量。因此，整体上看，基督新教的传播对清末开埠长期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小，近代教育的发展对清末开埠长期影响的调节效应更大更显著。在加上调节效应的影响后，口岸开埠对当代创新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中基本一致。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主要结论
本文在清末开埠视角下研究历史因素对当代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使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当代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清末开埠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清末开埠对当代地级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历史上的通商口岸城市比非口岸城市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分别高出77.7%、55.7%和57.7%。这说明，清末通商口岸对口岸城市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高于其他两种专利。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历史常关作为通商口岸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肯定了开埠对当代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本文还通过替换自变量因变量和排除竞争性假说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除创新指数和商标注册指数未能排除竞争性假说的影响外，其余检验均保持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论。在控制改革开放和戊戌时期教育的情况下，清末开埠对当代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这正说明了清末开埠对当代的影响是持久的，并未因为日后的重大制度变革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