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相关理论的整理分析，以中国债券市场为背景，通过手工搜集和万得（Wind）数据库下载等手段，选取2016年至2023年发行的绿色债券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债券层面“漂绿”行为展开研究。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为响应“碳中和”和“碳达峰”目标，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年7月，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明确指出，募集资金100%投入绿色领域。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为“绿色发展”寻求“绿色资金”的重要探索。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首次提出“绿色债券”的概念，相比之下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起步较晚，2016年发行的7只绿色金融债券正式拉开了我国绿色债券发展的序幕。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是国内第一份专门针对绿色债券鉴证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绿色转型关键时期，绿色债券是能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的多层次体系，将“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性金融工具。
随着相关立法的完善，绿色债券市场迎来发展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其中包括绿色公司债、绿色金融债以及碳中和债等。据统计，2022年全年，我国绿色债券累积发行规模共计11877.21亿元，相比于2016年的2066.31亿元，持续增长约5倍有余。自2016年至2022年的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年发行量如下图1-1所示，由图可知，我国境内发行绿色债券的规模逐年稳定上升，同比增长率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64.72%。次年由于新冠疫情袭来，同比增长率有所减少，但2021年经济逐渐恢复以来，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因此，探讨如何推动绿色债券鉴证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地具有重大意义。
1.2 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1）拓宽了我国在绿色债券第三方鉴证领域的研究视角。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后果的实现受到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绿色债券是否选择第三方鉴证属于自愿性行为，文献中关于第三方鉴证和绿色债券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由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探讨第三方鉴证对“漂绿”行为的影响效果，为丰富这一方向的研究做出些许贡献。
（2）强化了绿色效益信息披露与其经济后果的逻辑链条。一方面，目前研究绿色债券“漂绿”的文献中大多为定性研究，定量分析较为缺乏，“漂绿”程度没有统一衡量标准，但《中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的出台为标准量化绿色效益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将该文件作为同行业最优实务的参考对象量化绿色效益。另一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层面“漂绿”，忽视债券层面“漂绿”。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绿色效益信息披露及鉴证机构特征对债券层面“漂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漂绿”的相关文献。
1.2.2现实意义
（1）对鉴证机构来说，本文研究了经第三方鉴证的绿色债券在发行和存续期的影响因素，鼓励鉴证机构披露更多差异化、准确化、标准化信息检验绿色成果，避免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为鉴证机构在债券市场中强化监督职能，充分传递信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对投资者来说，本文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解读绿色债券的环境效益披露信息，帮助投资者理解披露特征和披露内容，识别绿色效益披露质量。本文验证了经第三方鉴证的绿色债券可传递透明信息、良好绿色效益的有力信号，为保护投资者权益、帮助识别潜在风险及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
（3）对发行人来说，本文帮助其理解第三方鉴证的重要意义。从供给方的角度出发，本文探讨影响“漂绿”行为的因素，并进一步分析第三方机构声誉特征的影响，为发行人提供指导并鼓励发行人积极选择具有高声誉的鉴证机构实施绿色债券鉴证，以此为增加绿色债券透明度及抑制“漂绿”行为提供证据。
（4）对监管机构来说，本文帮助监管机构了解绿色债券市场鉴证活动现状，进一步识别绿色债券“漂绿”行为，对接下来完善和规范绿色债券鉴证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绿色债券
2.1.1绿色溢价
（1）关于绿色溢价存在的研究
对于绿色债券发行与绿色溢价存在何种关系，学者们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主要形成了两类观点。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债券市场中绿色溢价存在，且绿色溢价与ESG评级、债券发行期限和发行规模等因素相关。Zerbib通过将绿色债券和传统债券相匹配，发现绿色溢价，并指出该溢价与投资者偏好相关，金融公司和低利率债券的溢价更大[9]。绿色债券的发行初衷就是作为一项激励企业的手段，期望能够通过投资者主动放弃部分收益以支持环境建设。Löffler运用PSM的方法指出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存在绿色溢价[16]。同样，Gianfrate和Peri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在欧盟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存在绿色溢价，一级市场更加显著[10]。Bachelet研究发现对于未经过第三经鉴证的债券，投资者会因为风险因素要求绿色债券溢价以期减少“漂绿”行为[15]。祁怀锦和刘斯琴指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比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低21个百分点，绿色溢价明显存在。同时指出，绿色属性是影响绿色溢价的关键因素[20]。在考虑到绿色溢价的效果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的基础上，相比于讨论“绿色溢价是否存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绿色溢价受什么影响”。姚明龙在一级市场当中发现，债券发行期限、发行规模、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等对于绿色债券溢价都有显著影响[11]。Schiereck等以ESG评级水平为依据，研究发现ESG评级越高，绿色债券负溢价越高，且在ESG评级中，发行人的治理特征是绿色债券溢价的主要驱动因素[12]。
2.2 “漂绿”行为
目前学术界关于“漂绿”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层面的“漂绿”行为展开，而尚未涉及或少有涉及债券层面的“漂绿”研究。因此，下文主要梳理了企业层面“漂绿”的形式、影响因素、动因和经济后果。
2.2.1“漂绿”的形式
“漂绿”最开始是由一美国环保主义者于1986年提出，表示追求私利而自我演示的环境欺骗行为，而我国到2009年《南方都市报》才将“漂绿”一词引入。现在国内外对“漂绿”广为关注，但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序框架。
一方面，部分学者对于“漂绿”的分类界限无清楚的判别，仅限于列举部分“漂绿”手段。蒋非凡和范龙振指出，企业可能会在绿色债券优惠政策下钻空子，实施“漂绿”行为，致使投资者风险增大[18]。《南方都市报》列举了十大“漂绿”现象，即公然欺骗、故意隐瞒、双重标准、空头支票、前紧后松、政策干扰、本末倒置、声东击西、模糊视线和适得其反。Terra研究指出，空洞的绿色承诺属于企业“漂绿”行为[88]。Hamilton和Zilberman研究指出，企业可能会通过伪造认证商标和标签进行“漂绿”行为，获得利益[89]。Lyon和Montgomery也指出，除Terra Choice公司在2009年提出的“政治缺乏”、“撒谎欺骗”、“模糊不清”、“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崇尚认证”、“无关紧要”七种“漂绿”形式之外，又发现了“倾向性披露”、“伪善宣传”、“误导性绿色标签”等新形势[60]。Heflin等也发现企业通过选择性披露和虚假披露进行“漂绿”[90]。
另一方面，有的研究作者对于“漂绿”的分类界限有较清楚的判别。李大元将企业“漂绿”归总为“傍绿”和“伪绿”两类。“傍绿”指的是，企业通过“夸大宣传”、“含糊其辞”的手段迷惑投资者，将自己与绿色联系在一起。“伪绿”指的是，企业通过以假乱真，伪造虚假绿色标志、绿色认证等手段欺骗消费者。综上，二者从性质上来说，“伪绿”的危害更大[62]。Laufer指出，“漂绿”三种要素包含迷惑大众、正面对抗和故作姿态[86]。姚琼等在梳理文献后，将“漂绿”分为“主动型漂绿”和“被动型漂绿”。“主动型漂绿”指的是，当外部利益相关者理解对企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且企业有能力改变该理解时，企业可能有目的地去操纵环境信息披露。“被动型漂绿”指的是，企业在面对规制要求时，被动型的回避，降低投资者关注度，使其忽视企业自身存在的短板[87]。
第3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3.1 概念界定 .............................. 21
3.1.1 “漂绿”行为 .............................. 21
3.1.2 第三方鉴证 ............................ 21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5
4.1 是否鉴证对绿色债券“漂绿”的影响 .......................... 25
4.2 鉴证机构专业胜任能力对绿色债券“漂绿”的影响 ..................... 26
第5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29
5.1 研究设计 .................................. 29
5.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29
5.1.2 变量设计 ............................... 29
第5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5.1 研究设计
5.1.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由于我国自2016年正式发行绿色债券，因此本文选取2016年至2023年发行的绿色债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搜集到的数据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