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证明了体制内中层干部的行为动机会随其认知失调状态的产生与消除而发生变化。在认知失调发生时，体制内中层干部的身份认知可能会陷入混乱，进而导致工作中行为动机的丧失。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条块相间、纵横交错是我国“体制”组织结构的典型特点。身处错综复杂的行政网络之内，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们何以厘清工作中的千头万绪，找到工作方向？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来源于S市卫生局某退休干部曾对作者说的一段话：“90年代的时候，市里面对医疗废弃物的处理还没有明确规范，很多时候也就是（把这些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处理。后来领导让我和几个同事一起起草一份有关医疗废弃物处置与回收工作的规范，但我们一开始也不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一句“摸着石头过河”，道出了体制内工作者在面临非标准化工作时的困境。常识中，体制内的工作流程往往被视为一种“从上至下不断得到贯彻落实的过程”。这种观点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经验，另一方面也来自韦伯对科层制特点所作的归纳概括（根据组织目标进行劳动分工并实现专业化，把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必需的日常工作作为正式的职责分配到每个工作岗位①）。在一般情况下，经由专业化的分工，组织内的大部分工作都可按标准化流程得到规范化的、有效率的执行。但这种“顺利”是建立在标准化的前提上的。换言之，当体制内的工作人员遇到非标准化的任务时，工作就有可能“卡壳”。在前文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没有范例可以提供参照时，体制内的行动主体们往往无法做出高效、准确的行政动作。处于该“卡壳”节点上的行为主体只有想办法补完任务所需要的关键信息，才可能继续顺利开展工作。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体制内工作者行为研究
（一）政策执行问题与“委托—代理”视角
对体制内工作人员行为的关注，缘起于对政策执行问题的追问，存在着一条将研究视野不断从组织向个人聚焦的线索。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普雷斯曼（Jeffery L.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发布了著名的奥克兰计划跟踪报道《执行：联邦计划在奥克兰的落空》，掀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的热潮，①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执行运动”（Implementation Movement）。②由此，学界认识到在政策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偏差，因而对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展开了充分探讨。
但彼时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尚处重建阶段，还有许多基础性、理论性问题尚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讨论，更遑论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体制内工作者们行为的研究。他们长期被视为政府、单位行为的枝节或末梢，即刘杰所概括的“政府代理人”，③始终与本单位保持一致，其能动性被忽视。
90年代，受国内分税制改革影响，央地关系问题逐渐显现。“铁板一块”的行政组织观逐渐被解构，学界开始关注到政策预期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偏差。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尝试将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来解释上述问题。其中，西方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视角占据显赫地位。
经济学家格罗斯曼曾经指出，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且契约存在不完备性，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代理方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其行为也可能随之偏离委托方的意愿。④围绕代理方的自由裁量行为，学界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量海内外知名学者将“委托—代理”视角融入了我国的行政发包制研究之中。总的来看，学者们主要将执行偏折归因于制度设计的某种缺陷，例如制度目标设定不合理、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激励强度不足等。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框架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体制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记载，“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体制内”即“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之内。于本文而言，案例一、二中的贺建刚与沈建军分属于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体制内”一词能准确提炼出两条序列的共性，即类似的行政与人事制度。综上所述，本文以“体制”作为范畴，既是概括案例个性的需要，也是从案例中抽象出共性的条件。
二、中层干部
“中层”在本文中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①具体而言，“中层”指的是在体制内具体机关或单位内部的业务、职能部门或下属单位等下一层机构，而“中层干部”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对应部门的领导干部。举例而言：厅级单位中的处级干部；处级单位中的科级干部……于本文而言，案例一中的贺建刚作为J省住建厅办公室主任，属于厅级机关中的处级干部；沈建军作为S市X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属于处级事业单位中的科级干部，二者均适用恰当。
三、非正式沟通
在体制内中层干部解决认知失调时，非正式沟通渠道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认知失调的诱发因素，即非标准化的工作任务，往往存在着正式沟通渠道信息供给不充足的情况。这首先是笔者两年参与式观察期间的亲身感悟，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两点制度式成因：一是非标准化工作的部分信息文本可能并不适合通过正式渠道传递；二是如果个体能够通过正式信息渠道补足信息，说明他的认知失调程度可能并不深，因此也不太会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现实问题。
第二节 理论框架：认知失调理论
一、认知失调理论下的中层干部行为动机重塑过程
认知失调理论包括认知关系的形成、减少认知失调的反应模式和行为结果三个部分。①而在体制内中层干部面对非标准化工作的情境中，与之对应的是如下三个环节：（1）个体接触到新任务的相关指令、信息，并形成相应认知，且与自己的先前认知发生冲突，发生认知失调，衍生出获取新信息的需求；（2）为克服认知失调，通过非正式沟通输入必要的补充信息，调整自身认知结构，使自身逐步了解任务实际情况，明确和适应自身的角色分工；（3）回归认知协调状态，并以此时自身的身份认知为基点形成后续行动。
上述过程中，中层干部先是经历了由于新信息的输入所导致的认知失调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因为自身身份认知的不明确，导致其主体意识与工作要求不匹配；通过非正式沟通，他们得以调整自身认知结构，形成能够适应工作情境的身份认知，具备充分的行为动机，达到认知协调状态，并最终推动行动。
第三章 身份认知的复位：J省住建厅的办会风波 ................ 22
第一节 背景简述与人物简介 ................................. 22
一、“J省住建系统优秀个人与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历史沿革 ............ 22
二、人物简介 .................. 22
第四章 身份认知的易位：S市X区人民医院设备采购案例 ........ 31
第一节 背景简述与人物简介 ..................................... 31
一、S市X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中的“潜规则” .................... 31
二、项目来源及人物简介 ......................... 33
第五章 非正式沟通对中层干部行为动机的作用机制 .............. 42
第一节 非正式沟通与中层干部身份认知 ....................... 42
一、非正式沟通对体制内中层干部身份认知的塑造作用 ................. 42
二、复位与易位：身份认知重塑后的两种情况 ......................... 43
第五章 非正式沟通对中层干部行为动机的作用机制
第一节 非正式沟通与中层干部身份认知
一、非正式沟通对体制内中层干部身份认知的塑造作用
在体制内，中层干部作为组织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其身份认知和行为动机的塑造不仅受到正式沟通渠道的影响，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沟通的流动和互动。非正式沟通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和隐蔽的信息交流方式，使得中层干部能够在非公开的环境中交换观点、分享经验和探讨策略，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和定位。
通过非正式沟通，中层干部能够获得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这种知识往往不在正式文件或会议讨论中体现。例如，他们可能通过与其他部门、个体的非正式交流了解到某项政策的实施细节，或通过与上级领导的非证实对话获知即将发生的组织变革。这些信息有助于他们建立起对项目运作的深层理解，而这种深层理解能够帮助他们在进一步塑造他们的身份认知和行为动机。
因此，非正式沟通在中层干部的身份认知和行为动机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共享，也加强了中层干部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群体认同，从而为他们在组织中的有效行动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第六章 总结与反思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一、体制内中层干部行为动机在认知失调前后的变化
认知失调的产生与消除是本文两个案例的共同主线，而两位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上述过程中发生变化。对于体制内中层干部行为动机与其认知失调状态的关系，可作如下概括：
（一）因认知失调的发生而丧失行为动机
在接收到非标准化任务、指令的初期，体制内中层干部会因其无法良好嵌入现有认知体系，而产生自身身份认知的不明确感，陷入认知失调状态。这种身份认知关乎中层干部自身在项目中的生态位、行动使命、负责工作等涉及个体行为动机认知的基本因素。由于价值判断的坐标系失去了作为参考的基准点，再结合干部队伍中时有存在的“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作风，①中层干部自然会在对应工作中丧失主体意识，进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如期达成。
（二）因认知失调的消除而重塑行为动机
通过对两个案例最终结局的对比，不难发现，体制内中层干部克服认知失调后，其身份认知无非发生“归位”“易位”两种情况。“归位”即身份认知中自身与失调前基本保持一致。而“易位”则是指身份认知相较认知失调前产生变化。“归位”和“易位”在逻辑形式上属于矛盾关系，在内涵上覆盖了中层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