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研究，展望未来，印以两国关系既面临着重大机遇,也存在严峻挑战，但我相信印以关系将会在曲折中发展。自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基于 2017 年印以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着印以关系向前迈了一大步。另外，印度与以色列其合作意愿十分强烈，促使着两国未来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印以关系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此,不仅要和以色列全面发展友好关系，而且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不能灭，印度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想法不能改变。由此可以推断,印以关系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还会进一步提升。印以关系是国际社会中科技强国与发展中大国合作的典范，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与借鉴。
一、 印以关系的历史沿革
（一） 独立前的接触与不认同
印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的交往，并保持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印度与犹太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商业联系愈发紧密。虽然印度同情犹太人的遭遇，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是不认同、不接受的。
其一，印度同犹太人的交往源远流长。首先，印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有渊源不断的联系。从公元前 10 世纪起，印度和犹太人就有密切的联系，在那时，印度人与以色列人开展繁华的贸易活动。印度有许多著名的犹太社区，主要分为三类：科钦犹太人（CochinJews）、以色列之子（Bene Israel）和巴格达犹太人（Baghdadi Jews）。科钦犹太人位于马拉巴海岸，公元前 562 年科钦犹太人定居在这里，繁衍兴盛。[1]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犹太人与印度之间的互动得到了加强。 印度作为国际贸易的中转，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积攒了大量财富。公元 1000 年左右，当地统治者给予科钦犹太社团领袖更多奖赏和特许权。他们可以享受特权，例如坐轿子，骑大象，配备仪仗等特殊权利并优待其子孙后代。以色列之子社团一直以消失的十个支派的后代自称，大约在公元前 175 年，以色列之子社团因船舶在海上遭遇自然灾害而沉没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沿岸，被迫登陆，并定居在康坎（Konkan），在此期间，以色列之子社团凭借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特别是在从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18 世纪中叶以后，教育的作用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孟买并接受高等教育。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的后代在印度的司法，医疗，政治和军事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很大成就。[2]另外，19 世纪初，犹太人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残忍迫害不得不逃亡印度，接受印度的无私帮助。他们因相同的悲惨遭遇组合在一起，从而组成了巴格达犹太人社团。在这一团体中，他们积极劳作，主要从事鸦片、棉花、靛蓝、香水和丝绸等贸易活动。随着经贸往来的密切，巴格达犹太人显然已经成为沟通欧洲和东方重要商人的桥梁。[3]在巴格达社团之中，最赫赫有名的当属沙逊家族，他们富有而不敛财，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给予弱势群体很多的帮助。与此同时，家族企业在中国、新加坡和日本都有业务往来，带动当地经济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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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时的疏远与冷淡
在冷战期间，共同的历史命运，使印度与广大阿拉伯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阿以战争中，印度一直站在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毫不考虑以色列的想法和心情。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其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并维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历届以色列政府都以赢得印度的承认为目标。但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在整个冷战期间，印度不愿因以色列而触犯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也不想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其一，尼赫鲁时期是决定印以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奋斗目标和对外战略目标是，重新恢复印度以往的繁荣景象，让古老的印度重现昔日的辉煌；立争做世界大国、强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在这一期间，亲阿反以是尼赫鲁中东政策的基本内容，支持中东国家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一时期印度中东政策的核心。尼赫鲁沿袭了圣雄甘地的中东政策，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争取中东国家在印巴冲突中对印度的支持，因为尼赫鲁制定外交政策的初衷就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尼赫鲁沿袭了圣雄甘地的中东外交政策，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印度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还将以色列排除在万隆会议之外。印度独立以后，越来越多的印籍工人涌入海湾地区，充足的石油供应等因素使得印度亲阿拉伯的立场更加稳固。尼赫鲁实行了比较理想化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不结盟运动为重点，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以色列的亲美外交政策大相径庭，印度众多的穆斯林群众也使尼赫鲁对印以关系更加谨慎。[6]因此，尼赫鲁时期是决定印以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其二，印度对以色列表现出独有的冷漠和忽视。1948 年以色列成立后，以色列很快给予了印度法律上的承认，但印度却只发表了简短而含糊的声明，直到 1950 年印度才承认以色列，并只允许以色列在孟买开设领事馆。面对以色列立国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印度对以色列的态度相对冷漠。在复杂的的国际环境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经历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在孟买附近开了一家贸易办事处，这是私下里得到了印度默许与支持的结果。印以两国经过了多番的商谈才将办事处升为领事馆。尼赫鲁顶住以色列施予的各种压力，即使以色列提出设立大使馆的要求，但印度拒绝了以色列的要求，拒绝设立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在冷战时期，印度一直没有同以色列建交。尼赫鲁是这样阐述印以之间没有正式建交的原因，采取这种态度是从平衡因素出发而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不应该归为原则性问题，从利益的原则出发，更好地服务这一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矛盾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通过暴力的原则处理问题。并且他认为，即使我们己经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我们就不需要再派人员进行互访，就像我前面所说，它并不是原则问题，也不是两种看法而不能共存。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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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世纪以来印以关系升温的主要表现
（一） 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进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其中，高层互访作为印以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可以使印度和以色列国家互惠互利，同时给两国带来了丰硕的外交成果。新世纪以来，印以高层互访增多，特别是 2003 年总理沙龙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双方在很多层面达成了共识。另外，2017年印度总理莫迪成功访问以色列，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印以两国领导人互访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进一步促进印以关系的全面升温。
其一，印以高层互访增多，外交成果颇丰。21 世纪以来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新世纪伊始，印度对以色列的访问开始增多，其中印度的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部长分别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并且印度与以色列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方签署了相关文件，并就政治层面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提高了印度与以色列国家政治互信，高层互访增多，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得到了落实，并且加快了印以正常进程。另外，开启印以政治交往的新时代的访问是 2003 年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印度，成为印以关系不断升温的转折点，并且印以两国签订一系列有关经济合作方面的协定。与此同时，新世纪初期，印度与以色列在高层互访层面的合作未免显得有点“吝啬”，因此，印度与以色列国家领导人非常珍惜每一次的互访，不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印以关系的发展。2006—2010 年，以色列领导人两次访问印度，并签署有关协议，达成印度和以色列在政治层面的共识。2010 年，印度部长会见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称这是一次“两个灵魂之间的对话”，印以两国高层互访，尽显两国友好的友谊关系。与此同时，时任当时的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有担当、有作为，十分愿意与以色列开展政治上的访问，然而时运不济，瓦杰帕伊意外落选。印以政治互信和高层引领方面的合作又告一段落。因此，新世纪初期的印以关系，其交往方式比较单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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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防务合作不断加强，反恐合作日益深化
防务合作是印以合作的支柱，可谓是印以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主导着印以关系的发展走向。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更加突出防务、反恐合作的重要性，推动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以色列学者阿丽勒·坎德尔（Arielle Kandel）认为，“军火贸易及防务合作是印以关系改善的主要动力”。印度学者也承认，“安全合作的潜力驱使拉奥总理和以色列全面建交”。丹尼尔·卡蒙大使还声称，防务合作是印以友谊的支柱。其中，军售则是两国防务合作的重中之重。
其一，防务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在印以关系中发挥着非同小可的作用。2003 年以来，印以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加，印以关系逐渐升温。首先，印以防务合作进展迅速。印度不仅计划从以色列购买空中预警系统，如“猎鹰”和“箭”反弹道导弹等，而且还计划购买“巴拉克”舰载防空系统和小型快速巡逻艇，目的是扩充印度军事力量，争做世界强国。另外，印度与以色列总理沙龙在访问印度期间，决定正式向印度出售“猎鹰”空中预警系统和舰载防空系统，进一步落实印以关系在防务合作方面的政策。防务合作不断加强。2003 年—2013 年，印以军火交易额高达 100 亿美元。[14]印度从以色列购买了很多高科技的武器装备，防务合作成为印以关系的主要支柱。印度一直以全世界最大的军火采买国自居，成为各大军火出口国竞相争抢的对象。目前，作为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商的以色列来说，其自身的优越性不言而喻。同样地，印度则是以色列第一大军火出口目的地。
其次，印以在联合武器设计、制造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增强其国防实力，印度十分迫切希望能够和以色列合作，从而购买以色列的武器装备，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