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基于“政党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选取 H 街道党工委发起成立的党办社会组织 H 组织为研究个案，呈现出了后单位时代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这种机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总体性危机”以单位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方式截然不同。其产生于单位制逐渐消解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催生了以“两新”组织及其职业群体为主体的新生社会空间的扩张。在这种新生社会空间中，执政党与“两新”组织及其职业群体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缺乏紧密的联系纽带，传统的、刚性的、行政化的嵌入方式难以适用，促使执政党适应地进行了行为调适，政党角色做出了由传统的资源控制型政党向新型的资源赋予型政党的适应性调整，以柔性、灵活的方式将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意志嵌入到新生社会空间中，以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和整合能力。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着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快速达到组织国家力量、整合社会、发展生产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全面组织化的决策，基于对资源的垄断和配置以及行政化的治理模式，通过单位制的方式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纳入到了单位组织中，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刚性化的组织。
然而，这样一种刚性的组织体制，逐渐暴露出了对社会自主性和活力损害的弊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于是，中国共产党于 1978 年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回应，开始逐步进行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消退，使原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桥梁——单位组织逐渐失灵，社会个体逐渐脱离组织的控制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国家权力从单位中不同程度地退出,原来被“单位”所分割的社会空间不断发生溢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1的出现和发展日益催生出了大量的“两新”组织，建构出了一种新生的社会空间，区别于传统的单位制时代，也被称为“后单位时代”2，是指“随着单位体制的改革, 国家权力从单位中不同程度地退出, 原先单位组织中的一些功能逐渐转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 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单位组织依然沿袭着单位制的某些特征, 处于有着大量非典型单位组织的单位制转型期”。这种新生社会空间与传统社会空间不同之处在于明显的自主性，不依附国家而存在，是一种相对超脱于执政党资源控制和分配权力的“体制外”空间，这给执政党领导和整合社会带来了“复杂社会逻辑”3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执政党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策略来实现对新生社会空间的再组织，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提升党的整合能力。那么，执政党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再组织社会？在再组织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与新生社会空间主体之间的新的互动，这种互动又体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政党对社会的再组织机制？这就是本文研究所关怀的核心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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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本文通过 H 组织的个案研究，展现出了新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推进了当代中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研究。H 组织作为 H街道党工委成立的“派生型社会组织”，其本质是党办社会组织，体现出了党在后单位时代对新生社会空间的“柔性嵌入”策略，这种“柔性嵌入”不仅没有抑制社会的自主性和活力，反而为新生社会空间主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促进了社会进一步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发展。
（二）现实价值
本文通过对 H 街道党工委借助 H 组织来实现对社会再组织的经验描述，为基层党组织在整合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提炼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实践路径。本研究以后单位时代基于党的政治目标建立的派生型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对比改革开放前政党组织社会机制的特点，探索中国特色的“党社关系”模式下新型的政党和社会相互影响、双向嵌入的运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为未来执政党对新生社会空间的整合提供经验。H 组织通过 5 年时间的运作，已经较为成熟，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年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级各类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在整合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探索中拥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详实的实证分析，从学术角度总结归纳成功经验，反思不足，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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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党与社会：从组织到再组织
一、改革开放前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弊端
（一）晚清以降的总体性危机
秦以来的传统中国，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总体上社会结构形态相对稳定，这得益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稳固支撑着封建上层建筑。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以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形式进行商品生产，这便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重农抑商政策以及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发展缓慢，近乎停滞。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攻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形态被打破，中国开始长期陷入被压迫剥削的状态。西方殖民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在中国扩张，打破了春秋后期确立起来延续 2000 多年的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以战败形式被迫打开国门加入世界大工厂中，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多次侵略战争后，清政府一方面要应付列强的割地、巨额赔款、开放港口等不平等条约，逐渐丧失主权；另一方面还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镇压义和团、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力不从心，日益腐败衰落。政治主权日益丧失、小农经济逐渐解体、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社会结构陷入支离破碎的混沌状态。“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次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直至 2 月宣统帝宣布退位，清朝统治才正式终结。然而，社会自我组织、良好运行的平衡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给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结构的重建需要漫长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尽管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两千多年传统中国帝制形态的结束，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混乱状态，形成了大批地主士绅阶层，滋养着各地军阀势力，使中国摆脱侵略后陷入了长达 20 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状态。正是在这种社会缺乏正常发展的条件、社会结构长期得不到重建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面临着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形成了以政治整合代替社会整合的一种高度政治集权的体制模式，以期快速恢复社会自我组织、良好运行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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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开放后社会的碎片化与政党的再组织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 转变，社会结构逐渐趋于碎片化。
一方面，执政党对资源的配置由总体性支配转变成有限性支配。在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下，原先通过“单位”制度由执政党、政府对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使得原本相当一部分的‘单位福利’由于市场机制的嵌入而逐步被商品化，”2形成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为个体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得个体与组织和执政党、政府之间的的资源联系不再如单位制时期那么紧密了。同时，随着新生社会空间的扩张，展现出了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挤占了执政党传统的社会空间，并不断集聚起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力量，削弱了党的渗透力和延伸力，影响到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3弱化了执政党与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关系，从而削弱了政党的社会基础，这就导致执政党在后单位时代必须对新生社会空间进行再组织。
另一方面，社会的碎片化表现为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的渠道，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能力较差，难以形成发展合力，这也给社会治理、协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在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下，党必须承担执政党和领导党的责任，发挥整合社会的力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治理结构，需要基于党的组织网络把多元主体组织起来，建构一种一元主导下的具有特色的多元治理格局，促进整个社会的协同发展。西方的多元治理是一种在共同目标和规则支持下的活动，治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不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1，主张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核心是采用分级别、分层次、分阶段的多样性制度设置，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共治。该理论的价值在于“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的特征，实现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2与西方的多元治理具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多元治理强调政党治理的重要性，“中国治理的根本逻辑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政党治理现代化为先决条件和基本前提,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执政党建设与之匹配、对接和呼应。”3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这种“领导”不仅仅是对政权的掌握，更是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权的体现。“共产党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她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之上是靠不住的，真正的优势表现在群众的拥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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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柔性嵌入：H 组织对社会再组织的多元策略 ...................... 21
一、组织活动..................... 21
（一）基于问卷调查设计多样化的活动类型..................... 22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