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民族观与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路径选择
（一）中华传统文化取向的民族观
钱穆先生曾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差异。他认为，罗马帝国是靠一中心的力量通过强力向四周扩散，而中国则是由四维的优秀力量共同参与构造一中央，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辉映千古、光环不绝。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大格局，在很早就能迅速完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其他文明所不及，这种强大的文明国家，其间虽然经历了外围少数民族的征服，但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反而在此过程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的血液，中国文明得以绵延不绝，这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天下国家”，不是以血统、阶级划分民族界限，而是以是否接受中原文明为标准，形成了“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辩”的辩证统一。
“天下观念”所想象的世界中，国家没有明确的疆域边界，而是以同心圆结构认识世界的，这体现了古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在这个同心圆的所构成的宇宙秩序下，整个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界， 只有随着向远处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这类似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下对世界的认知。“天下”体系中，不以血缘作为认同“我者”、排斥“他者”的手段，而是以文明作为界分群体地位的标准。在这个体系下，文化能够多元共存，因而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规模恢弘的文化、政治、经济、地理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
同心圆结构的民族观下，“华夷之辩”界定了核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处于不平等但流动、开放的状态。到底是属于“华夏”还是“蛮夷”，界分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统”。钱穆曾以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秦国为例，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中国的民族观：春秋时期的秦国，尽管地处偏远的陕西，但一切政制、社会风俗效法中原，各诸侯国也以华夏之礼待之；而战国时期的秦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政策，东方中原各国都斥之为“蛮夷”。
同心圆结构的“华夷之辩”的民族观，其核心为“中原”。一开始，中原主要指代“华夏”，即汉人。“中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扩散，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认同机制。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这一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文明的“核心”从未被打断过，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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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族”建构的中国路径选择
“民族国家”是产生于西方近代的国家形态，相应地，民族国家理论也以西方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的论述为主导。但西方民族理论难免“西方中心主义”，往往落入“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现代/东方传统”的窠臼。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大腕安东尼·史密斯，就把民族模式分为两种：一种为西方的强调社会行为和政治性的“市民的‘民族’模式”，另一种为亚洲和东欧地区的强调血缘、出身共同体、本土文化的“族群的‘民族’模式”。显然，对民族内涵的理解，西方学者一般习惯将民族划分为传统（文化）民族和现代（政治）民族，国内学者周平跟西方民族理论家如出一辙，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相应地将国族视为纯粹政治建构的产物。
但民族往往是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二重事物，也同时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尤其作为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是在以汉族为核心的历史交往过程中“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从未间断过。因此，西方民族理论只适用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国家形式，这种单一民族国家政治和民族单位能够取得一致；而对于多元民族形态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的理解需要根植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国族建构也需要吸取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作为重要思想资源，强调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形态。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记忆与政治形态的复合体。理解中华民族，应该结合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需要以文化认同促进国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建构“决不可忽略其概念背后隐含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是传统民族观中丰富的道德含义”。
传统民族观以文明教化为实现“天下国家”的手段，体现了文化认同在国族建构和实现民族认同方面的核心地位。文化认同是包含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宇宙观的统整型复合体，构成了中国传统共同体认同的特征。这种认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斥性的认同，而是以文化作为共同体维系纽带而形成包容的、开放的认同体系，文化在认同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文化就是政治的，跟认同、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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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
（一）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孙中山主张其他民族“同化”于汉族，合炉成为一“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对中国现实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把握：
首先，“五族共和”尽管能够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联合，但面临各民族在帝国主义鼓动的“民族自决”分裂国家的危险。在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主张是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但随着孙中山对世界局势的了解逐渐深入，他逐渐意识到“五族共和”容易引起各民族所谓的“民族自决”。如此，使得“五族共和”这个本来是为了统一全国各族、保全领土的主张成为了一部分人用来作为主张单个民族要求“民族”独立的根据。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就得反对一切破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张，这是他在 1919 年之后民族主义旨在寻求国家独立的内在要求。
其次，孙中山主张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是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数对比和中国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的考虑。他认为汉族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任务只能靠汉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他指出，“五族共和”之中，藏人不过四五百万人，蒙古人也不过百万人，满族人只有百万人，而回族人数虽然众多，但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这些民族目前都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如满洲的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蒙古则一直处于俄国的势力之下，西藏也几乎成了英国的囊中之物。这几个民族都没有自卫的能力，需要我们汉族的“帮助”，所以不能搞五族共和。他说，现在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五族的民族主义，而应该提倡汉族的民族主义，具体办法是以汉族为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同化于汉族，让这四族能够加入到汉族中，使得有建国的机会。由此观之，孙中山实际上是让汉族在“建国”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进一步阐述了积极民族主义的内涵，要求汉族“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其他民族能够融为一炉，成一大中华的新主义，就像美利坚民族那样能够合黑白数十种人民，成为世界之冠的民族主义。他坚信以汉族这个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的民族配合世界的新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必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成为能够超越欧美的世界之冠的民族。在实现此一大中华民族的目标的具体途径上，他认为五族共和依然存在民族界限，而要建构中华民族，则应该废除汉、满等民族之称呼，泯灭民族的界限，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努力促进文化及精神的融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他的目标是要建设像美利坚民族那样的强大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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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民族”建构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同化”论的中华民族观：建立强大而文明的“国族”。
“中华民族”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内涵与外延的变迁，由一开始主要指代汉族到指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孙中山在 1912 年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时候就有此含义。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也即“五族共和”，“五族共和”所表达的“中华民族”观念并没能够解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出于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路径的探索，孙中山继续阐发和深化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 1919 年及之后的时期，是孙中山论述“中华民族”观念最为集中的阶段。
1919 年，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重要节点，一战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思想界在中西新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展开，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那个时代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而激发这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则莫过于“民族自决”原则在中国的传播。
一战期间，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对广大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人类历史进入了普遍的民族国家时代。但其实，列宁在 1913 年前后就论述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他指出，18 世纪末和整个 19 世纪的各次战争的性质是民族战争，这些民族战争之后，总是伴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列宁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建立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须的基础。民族国家是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国家形态，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民族国家属于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中国在经历了 1919 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后，民族意识高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共识。在这种趋势下，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他指出，自欧战结束后，世界的局面发展了很大变化，民族自决成为世界潮流。
从 1919 年开始，他集中阐发民族主义思想，强调建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的民族主义是效法美利坚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