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文借助统计数据，从宏观层面了解了吉林省水稻生产的基本情况，同时分析了吉林省水稻播种面积、产量以及单位产出能力。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艰巨问题，粮食自给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标准。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粮食需求量与消费量也十分庞大，因此我国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从粮食总产量上看，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能够实现粮食供给的自给目标，但从粮食供给结构看，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存在供求失衡、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三五”规划多次提及粮食安全问题，2015年农业部在《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自给能力达到100%”。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吉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现阶段吉林省粮食供给结构不合理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玉米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远高于其他品种的粮食作物，形成了一粮独大的种植结构。面对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吉林省需要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调整种植结构。
水稻作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口粮作物，全国大约有19个省市区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水稻的生产状况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水稻生产角度，中国水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水稻总产量的28.6%[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水稻种植面积为3.008×107公顷，产量为2.12×108吨，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32%。随着经济转型，人口、土地等资源流入高利润产业，使得我国水稻播种面积有所下降。在需求方面，到2030年中国将需要增加约20%的水稻产量方可满足国内需求[2]。目前我国65%以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饮食习惯稳定，不易改变，因此我国水稻的需求弹性很小。也是由于此原因，水稻减产对粮食市场产生的影响不是其他品种粮食增产所能够抵消的[3]。而且由于水稻的主要生产消费国都集中在亚洲，导致国际市场上稻米的贸易量远低于其他粮食品种。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消费国，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蔓延的影响，国际粮食市场波动较大，粮食进口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应当更加关注稻米的自给能力。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生产效率理论和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等原因，“效率”一直都是经济学核心的研究问题。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效率的决定因素[5]。新古典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提出了帕累托效率，认为最优的效率就是不论做什么改进，都不会在其他人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形下，使任何一人的境况变好。1966年，莱宾斯坦指出还有一些重要的非配置效率没有纳入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而且这些非配置效率的改进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方面，他称之为“X效率”[6]。西方经济学中，英国经济学家Farrell系统研究了技术效率理论，他将效率分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部分，从投入角度给出了技术效率的定义：“所谓技术效率，是指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的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的百分比”[7]。莱宾斯坦则在产出角度给出了技术效率的定义：“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产出与不存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投入要素的理论产出之比”。也就是说，技术效率是衡量在既定要素投入条件下实际产出对最优产出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越大，说明技术效率越低。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生产效率的定义进行了延伸和扩展。Yotopoulos和Lau提出了相对经济效率的概念，并将其分解为相对技术效率和相对配置效率[8]。Greene认为技术效率的测量是基于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或最有效的产出前沿的背离，如果实际产出在生产前沿之上，则属于有效率；位于边界之下，则属于技术无效率[9]。蒂莫西 J 科埃利认为，投入选择中的配置效率涉及在最低成本水平上生产给定产出量时，对投入组合(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的选择，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共同组成经济效率的全面测量[10]。20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了制度效率，认为在有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能导致产出的增加,即有效率，将效率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制度效率上[11]。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下效率的概念实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投入实现产出。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农户
学者们对农户的内涵有多种角度的理解，恰亚诺夫认为小农户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区别在于劳动力来源和生产目的的不同[62]。尤小文认为农户的本质特征是以家庭契约关系为基础，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由家庭拥有剩余控制权，与生产规模大小没有必然联系[6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户家庭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兼业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户家庭的唯一产业。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农业劳动力来源也不主要依赖于农户家庭成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定义农户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集中使用家庭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水稻种植面积小于等于4亩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小规模农户，种植面积大于4亩且小于等于10亩的农户家庭定义为中规模农户，种植面积大于10亩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大规模农户。
2.1.2 生产效率
生产效率主要关注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与产出间的比率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也是效率最根本的概念。生产效率的公式是实际产出或投入与生产达到有效状态时产出或投入的比值。本文将吉林省水稻种植户的生产效率认定为综合技术效率，即综合生产效率，又可以将其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方面。
综合技术效率是指在定量要素的投入下，实际产出与假设在相等投入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间的比例，计算公式为：TE=PTE*SE，即综合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之积，当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值都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的值才为1，此时达到DEA有效。本文用它来衡量水稻种植户在现有技术条件和各自资源配置状况下的最大生产能力。纯技术效率与技术效率的区别在于它考虑到了投入要素的利用率问题，反映的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量的提升。纯技术效率的值为1时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本文中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水稻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的比例。规模效率是反映在既定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有效利用程度。在本文研究中，如果水稻生产规模效率值为1，即规模效率处于最优水平，可以理解为水稻种植户可以保持现有要素投入和种植面积；
2.2 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农户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关农户行为理论目前主要分三大学派：
一是组织与生产学派，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以“边际主义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家庭生产周期理论”为基础，对农业经济结构和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等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小农经济是保守落后的、非理性的低效率，大多数农户都以满足自身家庭消费需要为生产目标，不考虑边际收益，仅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
二是理性小农学派，以西奥金.舒尔茨为代表，认为小农户同样是理性的，农户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其掌握的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大多都会精打细算，追求少投入多产出，在进行生产时，并没有发生投资收益率明显不平衡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农户行为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说。
三是历史学派，1985年黄宗智教授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首次提及。他通过对中国小农家庭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为了生计的生产者，也不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中国小农家庭的收入源于农业收入与非农工资收入，农户家庭拥有多余的劳动力需要依附在小农经济之上，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新的阶层。该学派认为小农是兼顾生计需求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
第三章 吉林省水稻生产现状分析 ...................... 14
3.1 吉林省水稻生产区域布局 ....................... 15
3.2 吉林省水稻播种面积及产量 ....................... 16
第四章 农户水稻生产效率测算及分析 ....................... 23
4.1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 23
4.2 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 24
第五章 农户水稻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32
5.1 模型的构建 ...................... 32
5.2 变量选取与检验 .......................... 32
第五章 农户水稻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5.2 变量选取与检验
5.2.1变量选取及分析
从农户家庭特征、水稻生产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三个方面选取八个影响水稻生产效率的相关因素。变量定义及具体描述如下表5-1所示。
（1）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水稻收入占比两个变量。劳动力投入能正向促进水稻生产效率的提高[65]。家庭劳动力数量多有利于在水稻生产过程中实施精细化管理，并且由于农户中每位家庭成员的目的都是追求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也会降低劳动监督成本，从而提高水稻生产效率。水稻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能够代表水稻生产在家庭中的重要程度。理性农户基于不同作物在家庭经营中的重要程度，会决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