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文在普惠金融视角下，使用2019年CHFS数据，在普惠金融和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相关的理论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对本文的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进一步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以来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更是关系着国家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关键举措。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营经济在增加就业岗位、激励科技创新、稳定经济增长、提升民生福祉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随着“双创”口号的提出，创新创业活动掀起了一股浪潮。同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2023年一号文件中提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兴旺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总要求之一，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有望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创业的政策。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2021年政府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试点经验的通知》，从实施返乡试点的341个县（市、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成效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其他农村家庭在创业探索的过程中有所借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创业以促进农村发展，推进返乡入乡产业园建设。随着国家资源下乡和针对农村的政策不断增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城市经济要素开始向农村溢出和扩张，农村社会开始出现人才和资本的集聚。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的一系列措施、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均表明了支持农民创业的决心，因传统农业农村经济对资源要素的驱动效率低下，农村家庭创业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异、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建设新农村的新内容。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创业具有长周期、高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特点，导致创业融资存在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排斥的问题，大部分创业都以失败告终。
1.2研究内容、方法、思路
1.2.1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使用2019年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的10221个农村户主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Probit二值选择计量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普惠金融通过促进信息获取而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传导过程及机制。本篇论文依照主要的研究内容将其内容进行划分，主要将其划分为以下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首先在农村家庭创业成为在“双创”背景下推动乡村振兴进展的关键，而农村家庭创业却面临金融排斥的背景下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随后明确表达出本文研究内容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其次紧扣本文主题阐述了文章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思路，最后总结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阅读和评述，总结现有文献对普惠金融发展及农村家庭创业相关内容的研究状况，从普惠金融发展、农村家庭创业、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创业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析，最后对文献进行总结与评述。
第三章，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及农村家庭创业现状。通过对相关政策及数据的整理及分析，首先从我国普惠金融的供给需求、发展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村家庭创业的现状。
第四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首先介绍普惠金融、农村家庭创业的核心概念，其次对资本流通理论、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创业者禀赋理论进行阐述。结合上文的分析，通过总结与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决策；信贷可得性对家庭财富水平低的农村家庭的创业决策促进效果更显著；保险覆盖率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的家庭创业决策促进效果更显著；电子支付度对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家庭创业决策促进效果更显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家庭信息获取能力，进而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即信息获得在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第五章，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简单介绍及描述性分析，基于二元Probit计量模型，主要做了以下实证检验：（1）基本回归，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基本回归；（2）稳健性检验，使用模型替换法、变量替换法以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3）内生性检验分析，通过引入农户每月通讯费用这一工具变量来缓解模型中内生性问题；（4）异质性分析，分别从信贷可得性、保险覆盖率、电子支付三个方面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5）中介效应，对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在此根据以上研究的结论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基于结论给出相应建议。
第2章文献综述
2.1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已成为新趋势（蒋长流，2020）[1]。普惠金融旨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各阶层人群提供便民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中的“普惠”二字强调了金融供给的全面性、平等性、有效性，不对服务群体加以“门槛”限制，使中低收入人群、农村群体均受益其中，因此普惠金融可以为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持，释放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张婷婷，2022）[2]。
第一，普惠金融发展扩大了金融服务面。传统的金融服务与农村家庭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但是普惠金融的发展兼顾农村低收入群体，通过数字服务、数字产品、数字平台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Peterson and Ozili，2018）[3]，提高了农村家庭的信贷可得性（苗丽，2023）[4]，让农民也可以成为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和获益者。随着数字化发展，金融机构开发利用数字化普惠金融贷款服务平台构造农业贷款模型，搭建更加完善的农村涉农征信体系以精准授信，进一步扩大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及深度（邓楚瑶，2022）[5]。
第二，普惠金融发展革新了农村金融市场。2021年，国家在江苏省等多地启动了“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同年“2021年度金融支农创新点”在农业农村部的部署下开展。随着我国各项农村普惠金融政策的出台，我国各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开展了积极的资源资金配置（毕伟，2022）[6]。同时，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获客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减少了资金及运营成本，减少的支出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效益，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细分客户特点及需求，可以定制个性化金融产品（Gabor and brooks，2017）[7]。
2.2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2.2.1个体特征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纵观现有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不同个体特征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第一，风险态度。计划行为理论中提到态度是影响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AJZEN，1991）[10]，创业是一种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的机会驱动行为，蕴含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在风险中谋取收益是创业行为的主旋律（杨俊和张玉利，2004）[11]。而我国农村地区创业环境不够完善，市场与农村居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村创业的收益存在极大不确定，另一方面创业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王杰和蔡志坚，2022）[12]。因此当面临创业活动中的这些风险时，风险厌恶型农村居民会选择本能性规避，从而降低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
第二，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个体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还对其思维、眼界和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MASLOW，1943）[13]。通常来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更高的认知水平，他们也更容易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来获得收入（顾桥等，2005）[14]。同时，农户不仅可以从创业活动中提高收入，还能通过创业发挥自己的价值，从中获取认同感和尊重。因此，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农户不同层次的追求，而具有更高层次追求会提高农村居民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贺建风，2022）[15]。
第三，其他个体特征。创业者的性别、年龄（Rees and Shah，1986）[16]等因素均会影响创业选择（Caliendo et al.2014）[17]。由于女性的社交能力等可能低于男性，并且男性在家庭中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因此相较女性男性在创业过程中更具有优势（Rosenthal and Strange，2012）[18]。研究表明，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中年个体更擅长利用创业机会，更容易从创业活动中获得利益（谭燕芝和叶程芳，2020）[19]。
第3章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及农村家庭创业现状 ............. 13
3.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13
3.2 我国农村家庭创业现状........................... 14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17
4.1 概念界定 ......................... 17
4.2 理论基础 ............................. 18
第5章 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实证分析 ................ 25
5.1 数据来源 .......................... 25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分析 ......................... 25
第5章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实证分析
5.2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分析
5.2.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定义为农村家庭是否存在创业决策。具体定义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内涵是筛选农村户口样本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