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释变量
普惠金融指数。普惠金融的衡量，首先需要确定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普惠金融概念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普惠金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障所有社会成员无障碍享受金融服务，强调金融的平等性及有效性（Sarma et al.2011）[69]，Sarma（2016）[70]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从地理渗透性、服务可得性及使用有效性等三个角度来描述。参考杨博和张楠（2018）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可得性、渗透性和使用性分别用家庭在信贷可获得性、商业保险覆盖率、电子支付使用度三个方面进行表现[71]。参考张正平等（2019）学者的做法将三个变量均处理成二元虚拟变量，对三个变量进行加总计算，以最后得分衡量农村家庭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61]。
（1）家庭信贷可获得性。在本文中，信贷可得性指农村家庭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情况。在询问家庭的各项贷款业务时，提问样本家庭是否存在银行、信用社的贷款，若样本家庭存在贷款情况，则家庭信贷可获得性为1，其余样本赋值为0。
（2）商业保险覆盖率。根据提问家庭成员购买了哪些商业保险来判断商业保险的覆盖程度。家庭成员在商业保险上有支出的样本家庭则商业保险覆盖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电子支付使用度。根据提问样本家庭户主家庭的网购频率来判断电子支付的使用程度。将十项回答选项中的前五项回答即使用频率在一月一次及以上的样本家庭电子支付三方面金融服务使用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第6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具体而言，本文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家庭的创业，两者关系具有一定稳健性。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社区特征对于家庭创业影响具有差异化。个人特征中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呈“倒U型”，农村户主风险偏好在创业决策中作用显著，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农村家庭会更倾向于选择创业；家庭特征中拥有商铺的农村家庭会有更强的创业意愿、家庭自有财富水平越高创业可能性越大；社区特征中农村家庭社交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信贷方式可以一定程度增加创业可能性。本文利用替换模型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鉴于内生性问题可能造成研究结果偏差，文中引入工具变量“通讯费”后结果仍然成立。
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区分家庭财富水平高中低三组农村家庭，研究发现信贷可得性对家庭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促进效果更显著；将样本根据农村家庭风险态度分类进行回归后发现，保险覆盖率的提高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将样本按照学历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电子支付使用度的提高对低学历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第三，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中介机制效应。信息获得具有中介效应，即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得，信息获得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