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特殊媒介文化下形成的受众新闻取向上看，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媒介传统下，读者对于“正面”、“积极”的接受情况有其特殊性。西方受众长期生活在以冲突和负面情绪为主的媒介环境中，而我国主流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在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曾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国内民众对新闻业的不信任。新冠肺炎期间，片面鼓吹积极心理和无序化的信息传播就导致湖北一些媒体饱受诟病，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负面效果，与之相反，以《财新》团队为代表的一批专业媒体在疫情期间深入抗疫一线，揭露灾难冲击下的民生问题和疾控制度缺陷，反而赢得了公众认同。通过观察疫情之下的《财新》和其它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不难发现，在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文化下，公众反应具有复杂性，正面内容的新闻未必导向正向的效果，负面内容的报道也未必就产生负面的效果。再者，建设性的使用本身就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考虑“冲突的历时性”，当社会成员处于冲突激烈期的情绪非理性阶段，无论是积极情感的加入或是解决方案的倡导，都可能徒增社会成员的不信任甚至敌对心态，2因此，建设性报道和负面报道相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中国的媒体实践对如何平衡建设性报道与负面报道显然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考量，为了更好地协调两者关系，还需立足本土现实条件和具体情况不断探索改进。
结语
本研究结合框架理论，创新性地在建设性新闻分支理论工具的基础上对《财新》和《卫报》的民生领域建设性新闻生产进行了对比研究，细致地考察了两者的方案新闻、预期新闻、恢复性叙事及和平新闻四种类型建设性新闻的文本特征。从提供语境、提出方案、面向未来、赋权参与、产制策略五个方面提炼总结了两家媒体的生产特征差异，发现《财新》重问题分析和政策讨论，面向未来作谨慎预期，但在联结公众方面乏力，报道以长尾追踪模式为主，呈点线性持续关注特征，而《卫报》重成就展示和方案叙事，面向未来积极展望且注重互动创新，报道以方案镜鉴模式为主，呈周期性集中生产特征。以彼之长取之补短，最后，本研究以提升新闻生产业务为导向，尝试从坚守媒体功能、转变采写思路、联结公众参与、创新交互形式、构筑良性情绪和优化呈现策略六个方面提出了媒体建设性新闻生产的优化路径，包括平衡“客观性”与“介入性”、拆解议题视角挖掘有效方案、发挥平台势能促进公共理性探讨、融合新媒体技术丰富报道样态、善用采访技巧聚焦解决而非问题、强化建设性新闻报道的组织性等。
建设性新闻的出现是对西方新闻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负面报道传统的一种反思，这种思潮最初源自新闻业界自发的改革性探索实践，进而蔓延到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与范式更新。虽然我国新闻“正面报道为主”传统所蕴含的建设性内核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理念诞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新闻业对促进公众美好生活的愿景和使命感是相同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可以与传统的民生领域新闻有机结合，在坚守媒体本位功能的同时，将新闻的建设性拓展到更宏观的社会共治层面。不过，在使用建设性理念进行新闻生产时，需要注意，建设性的效果和内涵本质上应由公众定义，超然于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生搬硬套是不可取的，媒体必然是立足本土的媒介规制与新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符合国情的借鉴与创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