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媒介化乡村治理的观念转变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国家观念，国家现代化发展中，数字化的治理理念是转变治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对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提供了宏观支撑；其次是城乡观念，媒介化的乡村治理连接了城乡之间的场域，媒介将新的时空经验编织进往返城乡的村民之间，丰富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多维关系，由乡村为城市提供生产资料逐渐转变为城市反哺乡村的新型城乡关系，为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城乡弥合提供中观支撑；最后是人的观念，借由媒介化的乡村治理，文化成为打破传统资本为主体的乡村组织形式，通过乡村文化的媒介化实践，乡村得以留住人才，由“凋敝”变为“振兴”。
但Y村媒介化的乡村治理依然处在初步进化阶段，青年村干部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规划中还是缺少自我赋能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如何在赓续藏族村落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好地将媒介赋能在Y村，让乡村振兴的成果共享，是笔者行文至此需要反思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