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从传播学的“5W”出发，对人物叙事、叙事过程、媒介叙事、叙事时空以及叙事策略五个方面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本研究从科学传播的各个主体入手，剖析电影所塑造的人物特性，继而分析科学传播的叙事过程，从确诊、治疗到解救，叙事过程曲折紧张。电影艺术所表现的治疗过程虽基于现实，但具有艺术化、理想化的成分，这是电影艺术的本性，也是韩国防疫电影叙事的特征所在；
第一章 理论与文本
第一节 科学传播与电影叙事
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建立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关系的基础之上。媒介的发展为科学传播提供新的途径。电影通过特效技术加持，塑造出风景各异的场景；以丰厚饱满的故事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运用电影叙事的规则呈现出精彩绝伦的影视故事。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影视题材出现在电影当中。由此，电影在叙事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学精神。
一、科学传播
（一）科学传播概念释义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学研究鼻祖 J·D 贝尔纳（1901-1971）在 20 世纪 30年代出版的《科学传播的社会功能》中，首次将“Science Communication”作为一项科学重要的社会功能提出，并给予分析。①广义的科学传播除了贝尔纳提及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以及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以外，也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之间商业的或学术的交流；科学共同体同媒体、公众、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交流；政府与公众、媒体与公众、工商业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是吴国盛所强调的表达科学精神、民主、平等、多元等核心理念的科学传播概念②。狭义的科学传播是贝尔纳在《科学传播的社会功能》中提出的“科普工作”。他重视科普教育，认为青年人有必要了解今天科技的发展成就，并理解科学知识对人类日常生活的作用。吴国盛教授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科学传播是指科学传播的第三个层面，即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传播③，这是科学传播的狭义的定义，与传统科普有着相同的工作领域。本文的科学传播是在狭义科学传播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通过平等、互动的交流和沟通，借以媒介的有效传播，将科学文化知识在科学传播的各个主体间传播扩散，以引发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弘扬理性的科学精神，促进民主、多元、互动的科学传播过程。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在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内容复杂，与多个学科具有交叉性。科学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具有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根源基础，其对科学、技术、安全的关照使得科学传播成为和健康传播、风险传播等同等重要的分支学科。早在 20 世纪，科学技术成长为人和自然演化中起支配作用的重要力量，部分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就开始反省科学技术。在科学传播领域，科技本身问题化的同时，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现实要求。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立场》（科学时报 2004 年 2 月 6 日 B2版）中说，广义的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
第二节 《流感》：韩式典型文本
韩国电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初步发展阶段，便以美国好莱坞大片为榜样。而在防疫电影当中，韩国电影《流感》虽然与美国电影《传染病》有着相似的故事情节。但是韩国电影却更具民族特色。《流感》在传达抗疫故事的同时，将韩国民众的家国情怀嵌入其中，温情的科学传播真切动人，它是韩国防疫电影的典型文本。
一、防疫电影：韩国电影的重要类型
自 1987 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进驻韩国，韩国电影业在遭受好莱坞影片排挤的同时，也很好地借鉴了好莱坞的叙事风格，同时结合本土化的文化传统。到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电影业发展迅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导演：林权泽，姜帝圭，奉俊昊，金成洙，康佑硕等，他们全情投入、探索创作，韩流电影开始席卷全球。1999 年，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创下 1100多万的票房，超过了同年于韩国上映的《泰坦尼克号》，占据了电影市场的主导权。至 20 世纪初，韩国电影业发展突飞猛进，从 1995 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制定《电影振兴法》，至今已修改多次，法律政策日趋完善。目前韩国电影已经蒸蒸日上，由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于 2020 年获得了第 9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韩国电影再攀高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韩国电影业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态势。电影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开放自由的环境、电影配额制度的建立保护了本土电影的放映、政府政策的支持保障了充足的资金。与此同时，韩国电影的类型化体系也初步形成。90 年代以来，韩国主流电影类型主要是黑帮片、灾难片和爱情片，其他类型还有浪漫喜剧片、恐怖片、政治题材片、其他主流商业电影等。2006 年奉俊昊导演的《江汉怪物》以一千三百多万票获得韩国商业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一，便拉开了韩国商业电影和灾难类型电影的序幕。①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常常与其国家的经济状况联系紧密，《江汉怪物》旨在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带来的恶果，警示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后来的灾难类型电影逐渐繁荣，《海云台》（2009）、《雪国列车》（2013）讲述自然灾害；《摩天楼》（2012）、《隧道》（2016）、《潘多拉》（2016）属于人为隐患；而《铁线虫入侵》（2012）、《流感》（2013）、《釜山行》（2016）是以人类身体安全隐患为主要类型的电影。其中《流感》中的流感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且发生规模大、扩散快，具有考验人性以及国家力量的特殊潜质。同时《流感》以其叙事内容与 2020 年席卷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具有相似性，以此得以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流感》与美国防疫电影《传染病》具有类似的叙事线索，但其本土化的叙事特色、触目惊心的叙事情节使得该电影的情感更加充沛、更显家国情怀。
第二章 《流感》的科学传播叙事特征：科学、传播与艺术
第一节 科学传播体系：主体、受众与组织
在叙事学的理论当中，关于人物叙事的研究并无统一标准。俄罗斯形式主义认为人物是情节的产物，是动作的执行者。②法国结构主义则依附于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发展，强调人物与情节的相互依存性③。显然，人物的个性与作用一定是置身于其所处的传播情境当中才会格外凸显。因此电影影像当中的人物叙事研究必然要放在流感病毒突然爆发的危机情境下，并从科学防控救治的角度加以探讨。
1948 年，美国传播大师拉斯韦尔提出 5W 传播模型，认为人类的传播活动有Who（传播者）、Say what（传播讯息）、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媒介）、To whom（传播的受众）以及 With which effect（产生什么效果）五个部分组成。④在科学传播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依旧遵循传播学的基本传播模式，但科学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平等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其研究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将以电影《流感》中科学传播的主体、受众与政府组织为单元，探究电影影像如何以人物进行叙事。
一、科学传播主体——医生群体
科学传播主体的立场大多时候与公众立场或人文视角是一致的，但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一方面需要强势的科学传播主体不断作出解释，另一方面需要不断调节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因公众欠缺科学知识而拒绝协商。此外，互联网时代的科学传播主体不仅是单一的科学家群体，而且还是地方性知识的掌握者、科学传播的专职传播者以及科学文化研究者，它们都体现了传播科学知识的神圣使命。如此多元化趋势的科学传播主体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真相与协商也由此显得格外重要。在电影《流感》中，具有代表性的科学传播主体是医生群体当中的科室主任和感染科内科医生金仁海，其对流感病毒的判断与防控建议对韩国盆塘市民的生命安全极端重要。
（一）叙事主线：金仁海
女主人公金仁海是一位呼吸科医生。在第一例患者送往医院救治时，她在慌乱之中通过对比手机照片发现，患者症状与猪流感病毒相似，从而确诊了第一例病例。此外，还通过患者手机中的视频，锁定了病毒源头。这些都说明金仁海医生的专业能力不容小觑。然而工作上能力出众并不意味她能事事顺心，影片开头讲述到的金仁海因为丢失了课题 U 盘而被上司批评、被同事排挤便可知。随着疫情的蔓延，这些医务工作者被安排撤离疫情区，他们作为医学专业的专家，是治疗这次疫情的核心人物，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无可厚非。但是金仁海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位单身妈妈，生活中的她也尽力照顾女儿美日，尽力履行着做母亲的责任。美日也很乖巧可爱。
第二节 叙事过程：科学防治与艺术书写
电影叙事是一种艺术手法，但是疫情的防治需要科学加持。探究电影叙事的艺术性与科学性可以深入地分析电影的艺术造诣，更能以电影媒介告知公众科学防疫的途径。本节试图从影视叙事的过程入手，阐释电影叙事过程中的影像艺术性与抗疫科学性的关系。
一、影像艺术与科学逻辑：偶然事件与必然事件
疾病的科学防治需要依据病情采取科学的手段，而影像艺术呈现的则是主观创作。电影媒介在其作品中的表现既要基于事实和科学，又要兼顾叙事、兼顾艺术。电影《流感》在叙事中既凸显艺术表达，也尊重医学事实，巧妙地处理了抗疫疫情的现实与艺术的关系。
（一）发现病例：疾速确诊
医生确诊病例的时间影响着疾病的治疗效率。电影镜头以偷渡客运输者朱秉宇的感染过程进行叙事。先是因为朱秉宇打开携带患者的集装箱时摘下了口罩；然后因其手机掉进集装箱而不顾一切地翻找手机，这一接触行为显然为后来的病毒感染埋下伏笔。在药店，朱秉宇已经有所症状，开始打喷嚏，但是他毫无察觉，唾液所到之处全是病毒，自己却毫不避讳，这也成为了后来影片中大规模感染扩散的罪魁祸首。影片中的病毒扩散过程以独特的颜色镜头标识，放大了病毒的传染过程。在医生接受第一例病例的时候，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金仁海便根据患者身体特征结合手机里之前存储的猪流感患者照片确诊，认为这是 H5N1 流感，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