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病毒的确诊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1918 年席卷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今天，医学界的工作人员也难以说明是何种病毒的源头；1957 年的亚洲流感貌似是 1918 年流感遗留下来的病毒，这对于医学界来说肃清病毒源头仍然是挑战。如今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从病例爆发到确诊需花费数月，零号病人似乎难以有确切的说法。反观电影叙事，影片将医学高光全部授予了女主金仁海，她在接诊第一例病例便可判断出这是猪流感，影视艺术在这里拔高了现实状况，是一种理想状况，但仍然与现实存有差距。
第三章 《流感》科学传播的叙事伦理：人性、社会与政治.............56
第一节 人性伦理：疫情之中“爱”的救赎..........................56
一、家庭伦理：儒家文化下的无私.................................56
二、情感伦理：他者意识下的本我.......................57
第四章 启示与反思............................... 67
第一节 价值追问：走向理性的科学传播..........................67
一、提升科学传播素养：从盲从到理性...................................67
二、转变科学传播模式：从“缺失模式”到“民主模式”...................68
三、重视科学传播教育：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汲取...................................69
结语...................... 74
第四章 启示与反思
第一节 价值追问：走向理性科学传播
目前，国内对于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而科学问题无时无刻不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尤其是 2020 年之际，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病毒再次向人类宣战，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流感》所反映的科学传播问题与现实生活情境极其相似，它所传播的科学理念值得我们深究。
一、提升科学传播素养：从盲从到理性
科学传播素养不仅仅是对科学家的要求，而是对各个科学传播主体的普遍性要求。《流感》的叙事内容揭示了韩国的科学传播与政治伦理的双重问题。在科学传播方面。科学家群体理智而无权威性，公众慌乱而失序，媒体依附且虚假，这都要求未来的科学传播需要承担更加艰巨的使命。科学传播各个主体的需要厘清职责，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
第一，科学家增强理性权威。科学家作为科学信息的“传递者”，掌握着信息确认的主动权。他们对于科学信息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因此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家所传递的信息的确需要公众、媒体以及政府足够的尊重。即使对科学家的意见存有疑问，也应就事论事，以理性的态度展开公开探讨，而不应出于权力或某种利益而用非法手段进行打压。《流感》中科室医生以其特殊的政治状况对医室主任的“封锁盆塘”这一建议变相改变为“集体收容”，导致许多无辜民众增加病毒感染风险。由此可见，科学家在理性解决科学问题的同时，亟需维护自身的权威性，最大程度地输出正确有效的科学信息，将科学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媒体重构科学信息。媒体相当于对科学信息的第二重“把关人”。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机构，他们在传达科学信息时虽然无法保证完全的客观公正，但是也应遵守媒体机构的新闻伦理规约，尽量为民众发布及时、真实、客观的新闻信息。《流感》中的新闻媒体由于其立场倚向了政府组织，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媒体的“选择性行为”会对疫情灾难之中的民众产生极大的误导性。当今媒介平台种类纷杂，它们为公众提供超多的信息获取终端，同时增加了虚假新闻传递的可能性。基于此，媒体工作者需谨记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尊重科学权威，独立公正地完成信息报道工作。
第三，公民积极参与科学生产。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状况下，公众对于科学信息的了解途径进一步增多，公众与科学群体的信息沟通也愈加广泛。公众不再被动接受科学信息，有权对科学家发布的信息加以回馈和质疑。公众对科学信息的质疑与监督有利于帮助科学家克服科学自身“不确定性”的特点。倘若电影《流感》中的朱秉宇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佩戴好口罩，积极报告信息给医生，那么影片中的这场流感就不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传染性。由此，公民的科学素养也是走向理性科学传播的重要因素。
结语
《流感》凭借艺术影像再现了一场病毒的肆虐，其内容基于 2009 年从美国爆发并蔓延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H1N1 猪流感。电影所采用的“灾难拯救”模式是韩国防疫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它展现了韩国电影科学传播中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纵观历史，流感对人类的肆虐从未停止，而人类在流感面前却一次又一次地“失忆”。2019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转向了流感病毒。本文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了韩国电影《流感》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科学传播叙事与科学传播伦理，意在探究韩国防疫电影的科学传播叙事特征。
在韩国电影《流感》的科学传播叙事方面，本文从传播学的“5W”出发，对人物叙事、叙事过程、媒介叙事、叙事时空以及叙事策略五个方面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本研究从科学传播的各个主体入手，剖析电影所塑造的人物特性，继而分析科学传播的叙事过程，从确诊、治疗到解救，叙事过程曲折紧张。电影艺术所表现的治疗过程虽基于现实，但具有艺术化、理想化的成分，这是电影艺术的本性，也是韩国防疫电影叙事的特征所在；同时，本文以媒介叙事为对象，从镜头、色彩和声音探究了影片所呈现的媒介特色，也对新闻媒体的表现进行了客观评价，力求媒体组织能在科学传播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流感》以其本土化的叙事空间凸显韩国防疫电影特色，在空间塑造上大胆想象，多方运用讽喻化的空间设置来讽刺韩国政府的隔离措施。在叙事时间方面则是一张一弛，以故事的矛盾冲突为基底，将抽象化的人物情感与具象化的抗疫进程相互融合，制造出紧张有序的叙事节奏。最后，在叙事策略方面，《流感》主要采用了中立客观的内视角，运用二元对立的线性结构，并巧妙设置了“他者化”的病毒由头，多处铺陈线索、设置矛盾冲突，丰富电影叙事结构的同时，指涉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在韩国电影《流感》的科学传播伦理方面，本文主要从人性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三个方面深刻探讨。第一，人性伦理是《流感》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贯穿全文的基本伦理原则。男女主人公在疫情危难之中的职业坚守和母性光辉，是普通民众高贵质朴的情感表达，也是韩国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更是百姓对家国共同体的守护。第二，社会伦理是反映社会内部制度规约的伦理准则。本文以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各个主体为单元窥探疫情状况中各方对话语权的争夺。科学共同体作为权威主体，在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其所给出的理性建议却因为政客的权利压制而表现出弱权威性，降低了疫情治理的效度。市民群体以不同职业和身份的市民为代表，影片既用聚集化的场景演绎了疫情爆发时盆塘市民的恐慌与失序，也用具有代表性身份的市民，诸如警察、偷渡客司机、警戒兵等人的故事，渲染了疫情带给普通民众的痛苦抉择。政治共同体充当了疫情慌乱之中的领导者角色，但却存在强制性的弊端，韩国政府内部分歧不断，决策极端，延缓了科学传播问题应对的进程。媒介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媒介组织的虚假性与依附性使新闻报道的信息丧失了真实性，这既是对韩国媒体的批判，也是对当今媒体的鞭策。第三，政治伦理是韩国防疫电影所指涉的深层伦理价值。本文从韩国政府内部、韩国政府与民众以及韩国政府与国际势力三个角度探讨了电影所表达的政治伦理。正义、秩序与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是韩国政府前进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