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以生态文明观重塑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即是要实现生产生活发展的绿色循环可持续，将自然承载力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中。而垃圾分类从垃圾生产的源头开始对个人垃圾制造行为开展约束，直到垃圾处理的终端实现资源可循环的过程，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实践中的一亩试验田。垃圾分类主张地位的不断提升也使其成为衡量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城市生态治理中获得一席之地，并日益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十年间对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的建构，播撒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推动了宏大的生态文明命题在可感知践行的细微之处得以体现。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正式走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条例》施行的第一天，随着城管执法总队首张整改确认单的开出，“垃圾分类”已然成为全国最为关注的公共卫生管理事件，这一事件也具有探索垃圾治理的里程碑意义。
此次，由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提升是近年来垃圾围城之危越发严峻的应对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社会的不断演进，城市垃圾生产量日益庞大。垃圾生产量的飞速攀升，既给垃圾处理的终端处理手段填埋、焚烧带来了巨大运转压力，更为关键的是填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焚烧技术所引发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社会中中的社会矛盾与危机。面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目标，垃圾治理需要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全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局面迈进，致力于源头施治的垃圾分类手段在垃圾治理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
实际上，垃圾分类理念与实践并非此时此刻才得以提出的。早在 2000 年，北京、上海、广州等 8 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这些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行。然而，彼时，倡导的垃圾分类观仅仅是官方自上而下试图扮靓城市的美好设想。无论是其作为社会共识的凝聚还是政府的政策推进，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足够关注。垃圾分类治理理念真正进入社会舆论场域引发社会关注，则是在“风险社会”的社会语境下催生的。面对垃圾围城风险，采用终端焚烧的处理技术引发技术争议，该如何破解垃圾围城一度陷入僵局。同时，基于垃圾围城现代化风险的急迫性，在多方话语协商与妥协之下，社会成员不得不共同承担起垃圾焚烧隐含不确定性的“技术之恶”。更为关键的是，垃圾焚烧引发的争议实践过后，部分社会民众环保意识觉醒，他们意识到仅仅依靠技术焚烧手段并不能从根源上破解“垃圾围城”的社会发展困局，必须要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此，垃圾分类的理念才得以被重新“打捞”起来并再次走入社会公共讨论视野，引发社会公众对垃圾问题的关注。自此之后，作为关键性表达主体的媒体和环保 NGO 围绕着垃圾分类治理的紧迫性和垃圾分类治理具体措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断进行着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力图自下而上地进一步撬动垃圾治理手段的变革，从而通往“零废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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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环境问题并非自发生成的，环境并不能实现对自身的“物化”，亦即自然环境本身无法自动使得社会形成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建构主义理论所考察的是一项环境问题是如何引起公众关注，并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得到表达和竞争的。此外，环境传播学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书中，也提出：“环境传播是公众理解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兼具实用性和建构性的工具，是公众用以建构环境问题以及呈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环境争议的一种符号化的媒介途径。[3]具体来说，环境传播的实用意义在于作为一种象征性媒介，借由多元主体的传播实践传播相关环境问题，从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而其建构意义则更加强调的是环境问题背后深层的意义体系，成为一种象征性行动，建构或组成了我们理解环境和自然的某种价值观与反思视角，从而使环境传播形成了由话语到行动的完整过程。[4]综上，可以发现，来自环境社会学和环境传播学者共同论证了环境问题的建构主义特征。
从作为一种环保观念的视角来看，垃圾作为一个“被排斥”的存在逐渐地走入公众视野，离不开媒介对其风险性的社会化建构。面对“垃圾围城”的环境风险，该如何应对成为社会公众无法逃避的现代性命题。从垃圾终端处理的填埋、焚烧走到垃圾源头处理的分类投放，中国式垃圾治理的体系愈发完善。垃圾治理也从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被排斥的存在”成为社会民众都必须要加以面对的公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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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垃圾的产生与治理
2.1 作为现代产物的垃圾
随着人类社会出现，垃圾也被生产出来。在人类社会还处在游牧时代时，垃圾的产生也具有原始性，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在自然中获得降解。彼时的垃圾还未能构成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此外，那时垃圾的遗弃处于固定的状态，人类则是处于移动的状态，也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而当人类由游牧走向定居时，垃圾处理的问题才开始逐步进入到人类的视野中。当人类居于固定的居所，垃圾就成了要被驱逐的存在。垃圾作为一种人类的遗弃物，要从人类的生活区域、视野中尽可能排除出去，垃圾的丢弃也逐渐受到权力的规制。
“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此既是说，当一种新的现代性秩序得以建立之后，必然带来原有格局的改变，进而使得社会中的某些部分不再被需要、被淘汰，同时当追求经济发展时，某些所谓被定义为落后者的生存手段也将会被剥夺。”[45]换言之，垃圾制造史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在前工业社会，“垃圾”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并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废弃物”。从这些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垃圾”的构成成分来看，它们大多可以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得到降解，重新回到自然世界中去。同时，由于处在手工生产的时代，生产规模与数量较小，即使是诸如瓷器等在短时期内无法获得降解的物质留存在自然中也难以对土地、环境构成威胁，不过是一抹点缀。
而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工业时代后，在人类创造力不断凸显的神话下，借助于机器大生产的推动，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类物质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与之伴随的垃圾制造量随之呈现出指数爆炸的增长态势。更为关键的是，垃圾构成成分的变化，早已不是起初来源自然又能够在自然中获得循环降解的物质，甚至某些物质在诞生之时便具有对生命、对环境的致命性伤害，更遑论任意进入自然世界中所造成的危害。一些“垃圾”所包含其中的化学成分，在掩埋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从而释放有害气体以及带来土壤污染。垃圾成为一个“危险”的所在，需要社会权力对其进行规制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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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代性驱动下的近代垃圾治理
随着人类社会管理体制的逐步确立，垃圾治理问题也被纳入了国家的管控体制中。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商代社会政府就制定了处理垃圾的法令。“据《史记·李斯列传》载，‘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韩非子·载》，商代‘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46]这些文献记载中的“灰”，即指“垃圾”。这些文献记载表明，早在殷商朝代国家就有意识地通过制定法律来对乱扔垃圾者进行处罚，垃圾问题被纳入了国家统治的管控视野中。
《唐律疏议》中则也有记载：“其穿垣出污秽者，仗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47]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乱扔垃圾不仅会使个人会受到惩罚，连主事官也会受到问责处罚，这体现了唐时期的城市社会管理者延续了城市建设中垃圾管理的必要性。而在宋代的城市中还出现了职业清洁工来专门负责城市垃圾的清扫与管理。《梦梁录》记载，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专门负责收集粪溺的职业清洁工。“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48]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彼时粪便的运送者与主顾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输关系，不可随意侵夺，当发生冲突时甚至会通过官府介入来解决。
无独有偶，在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同样关注到垃圾处理的迫切性。“中世纪的欧洲街道狭窄、阴暗潮湿、难见日光。大多数街区没有公共厕所，行人更是随意到处方便。”[49]如此恶劣的街道环境引起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的重视，他决心要实施行政干预，整顿城市环境乱象。“作为第一位决心开始遏制“垃圾蔓延浪潮”的国王，他颁发行政命令，要求资本家把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铺成砖道，资本家们则负责修建并维护砖道，巴黎路政官员则监督施工进程。”[50]此后，法国的垃圾管理工作也逐步在政府的城市管理工作中赢得一席之地，被纳入政府常态化管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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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主张集成：风险语境下的垃圾分类主张再出场.......................20
3.1 风险社会：垃圾危机爆发的现代语境...............................20
3.2 焚烧争议：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 ..................21
4 媒体的环境主张表达：责任归因与合法性建构..................27
4.1 媒体新闻框架与垃圾议题表征........................27
4.2 媒体的垃圾分类主张表达............................28
5 环保 NGO 的环境主张表达：价值观培育与政策倡导......................46
5.1 环保 NGO 与绿色话语生产.........................46
5.2 环保 NGO 的垃圾分类主张表达....................49
6 垃圾分类主张协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