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媒体与环保 NGO 主张建构的协同与互补
“汉尼根认为，环境主张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环境主张提出者不间断的抗争行动。为解决环境议题而抗争得到的合法性政策需要议题的提出者不仅仅止于主张生成的层面，而是要寻求存进议题最终解决的改良运动。”[147]正因此，作为在焦点事件后被重新打捞起的垃圾分类主张在十年间持续地得到媒体和环保 NGO 的联合建构，二者共同编制起垃圾分类主张的倡导网络，形成了媒体以公共话语表达环境主张，环保 NGO 以专业性话语表达环境主张的建构格局。二者之间的话语建构既相互协同，又互为补充。
借助于垃圾焚烧所产生的物质二噁英得以确认垃圾焚烧技术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被重新打捞起来并被赋予了更为迫切的意义。社会公共领域中，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建构呈现出两条路径展开。在媒体的主张建构路径中，面对焚烧争议，媒体采取框架整合策略，放大争议中双方均可接受的垃圾分类，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引入议题，并借助多元信源进行责任归因督促政府开展垃圾分类运动，并进行治理进程监督和政策论辩，在地方性实践中有效地推动了垃圾分类话语的“制度化”与“结构化”。但由于，“垃圾围城”的急迫性和垃圾分类的缓慢性，对政府而言，垃圾分类不过是一个民意消解策略，当垃圾围城风险解除，垃圾焚烧议题“脱敏”，媒体的垃圾分类话语也趋于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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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垃圾焚烧争议事件之后，沉寂的环境主张“垃圾分类”被重新打捞起来，并进入社会公共场域中得以讨论。媒体和环保 NGO 也开始持续建构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在议题建构中，媒体话语重心将垃圾分类建构为“管理问题”，由此展开政策论辩和治理协商，试图推动政策变革；环保 NGO 则将其建构为“环保问题”，进而倡导零废弃的环保观念、组建话语联盟进行积极的政策倡导，并在社会实践中开展积极的垃圾分类教育与宣传，将线上绿色“公共领域”与线下“环保实践”相连接。
十年间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在波折中前行，本文通过媒体和环保 NGO 这两大垃圾分类环境主张建构中的关键性表达主体就如何建构垃圾分类主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媒体和环保 NGO 在“责任归因”和“制度归因”上呈现出了协同性，但是媒体的环保价值观塑造不足，环保 NGO 则提供了有效的零废弃价值观供给。与此同时，环保 NGO 还搭建起了民间的环保话语协商平台，其所生产与传播的基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与知识为完善垃圾治理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支撑。此外，环保 NGO 也呈现出了愈发积极理性的环境治理参与者特征，在初期环保 NGO 面对垃圾焚烧往往采取激进的反对策略，通过预警垃圾焚烧风险来推动垃圾分类的实施。但是在主流话语中，垃圾焚烧被认为是主导性的垃圾治理政策，因而环保 NGO 的话语主张一度遭遇“冷处理”。基于此，环保 NGO 也不断调整自身话语重心，推动自身的环境主张由“对抗”转向有限度的“妥协”，转而在垃圾分类倡导中不断发力。尤其是在顶层设计不断聚焦垃圾分类后，环保 NGO 积极调整自身角色，不断“嵌入”主流话语中，营造了垃圾分类可行的社会正向氛围。
垃圾分类环境主张的社会建构过程论证了环境问题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被建构形成的，其背后是权力、文化、技术等多元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在探索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过程中，围绕着环境主张的表达与建构也必将反作用于现行的生态观念和原有社会管理格局及个体内心认同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