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1.1.1 研究缘起及问题
“女人是什么？她应当在世界的什么位置？”在对自身存在和社会地位的思考中，19 世纪的西方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她们反抗性别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呐喊汇聚成撼动时代的浪潮，激荡至今。
1949 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宁说是变成女人”[1]，“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2]，揭示性别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区别于“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是指被社会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建构的性别，关注男性和女性在同一语境下不同的群体特征、社会期望、要求和限制。“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将以前奉为真理的理论放在社会性别的棱镜下审视[3]，解构隐匿其中的性别秩序、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社会性别视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性别歧视的合理性，从而寻求两性的真正平等。20 世纪 60 年代始，女性主义者面对的是传媒主宰的世界，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电视和广告中的女性表述和性别关系充满信息环境，媒介被视为“性别技术”[4]，调整、修正、再建构和生产各种具有规训作用的、相互矛盾的文化方式来表现社会性别制度。“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镇，其中，作为“生命的记事”的讣闻是否给予了男性和女性平等地位，是否存在“清晰的男性偏好模式”不断受到质疑。
同样在 1949 年，中国政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男女平等”被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成为基本国策。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女性获得了“社会性解放”，被赋予在教育、选举、就业等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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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1.2.1 讣闻报道
讣闻报道与死亡紧密相关，这构成了其区别于其他报道的最基本特征。在中国，以是否将逝者作为报道对象为筛选标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类讣告和以都市报、新闻网站等为载体的讣闻都可被纳入（由逝者家属向媒体支付一定费用从而发布的讣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这也是本文在界定和选择研究对象时的基本准线。
在报道对象方面，讣告以政治人物为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原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徐平等。讣闻的报道对象以公众人物为主，其多是在某一领域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重要影响，包括学术研究、商业、演艺等领域，此外，还有部分逝者是某一灾难事件的当事人。
在报道格式及内容方面，讣告通常具有固定格式，《人民日报》所刊发讣告标题一般为“逝者姓名+同志+逝世”，如《郑鸿业同志逝世》《王明哲同志逝世》等，讣告的导语为“逝者+时间+逝世原因+年龄”，如“中央档案馆原馆长王明哲同志，于2018 年 6 月 22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讣告内容一般按照时间顺序对逝者所任职位和工作进行简要介绍和罗列，包括何时参加工作、何时入党、历任职务、何时离休。部分逝者讣告中说明中央有关领导对其表示慰问或哀悼。而讣闻报道的内容则无固定格式，结构灵活，注重细节，内容和风格多样，根据逝者本人的经历和媒体报道风格，在标题和内容取舍上各有不同。讣闻更加关注逝者的“故事”，包括其主要社会成就、思想性格、个人生活等，与人物通讯有颇多相似。
在报道目的方面，讣告以告知公众逝世消息为主要目的，兼有悼念作用。讣闻报道则以展现逝者的人生故事为主，表现其对于社会的贡献，缅怀逝者同时表达主流价值观念。如澎湃新闻逝者专栏所言“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找到它，记录它，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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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墓碑”的性别：对讣闻报道性别差异的内容分析
2.1 样本抽取与变量设计
在本章中，讣闻报道讲述了“哪些逝者”的“什么故事”是本章借以内容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要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可细分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1）在报道数量方面，不同性别的逝者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2）在职业领域的再现上，不同性别的逝者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3）在家庭生活的再现方面，不同性别的逝者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4）在社会关系层面，不同性别的逝者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
2.1.1 研究样本
首先，在目标时间区段 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逐一梳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以及《财新周刊》所刊发的全部讣闻报道，分别统计不同性别的逝者数量。在目标时间段内，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的讣闻报道均可直接在其网站内获得，《南方都市报》及《新京报》电子版均有收录，《财新周刊》的逝者栏目可在财新网付费阅读。
经统计，以上所有媒体共计刊发讣闻报道 1068 篇，其中男性讣闻报道 908 篇，女性讣闻报道 160 篇，具体情况将在数量维度一节阐述。经对每篇报道的逐一阅读，按照以下规则进一步筛选样本：（1）为减少对逝者信息的重复统计，剔除不同媒体对同一逝者的报道，具体操作是挑选出不同媒体对同一逝者的报道，每位逝者随机抽取一篇；（2）去除非媒体记者采编，由逝者友人或相关领域的学者撰写的讣闻。原因是虽然此类稿件仍由编辑审编，但并非由作为中立“第三人”的记者按照媒体的采编流程进行，不可避免地带有逝者友人的情感色彩，对于本文意在研究媒体在讣闻报道中的报道框架和性别意识可能有所干扰；（3）对于同一媒体刊发的同一逝者的报道，只计入一篇刊发时间较早、着重逝者生平的报道。如金庸先生逝世后，澎湃新闻逝者栏目接连刊发十余篇悼念金庸先生的报道，“纪念丨只有一个金庸”、“ 纪念丨江湖再见！金庸的三重身份和两支笔”“ 纪念｜倪匡“素描”金庸：他是天皇巨星，是真正的作家”及“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享年 94 岁”，本文仅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享年 94岁”录入样本；（4）对于以儿童逝者为报道对象的讣闻，如《新京报》2017 年 5 月 7 日刊发的《别了，穿过梦境的小卡包》中的逝者为不慎坠亡的两名幼童，与本文意图考察的讣闻报道中社会性别关联较小，因而不纳入样本中。
基于以上条件，本文共得到女性讣闻报道 81 篇，全部纳入分析，并随机抽取 219篇男性讣闻，组成本章除数量维度研究以外的样本量，在职业领域、家庭生活及社会关系问题的变量在所抽取的 300 个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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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样本整体情况
经按照上述原则进行样本抽取后，在保留全部女性讣闻 81 篇条件下随机抽取男性讣闻 219 篇，组成本章的样本量 300 篇。其中，澎湃新闻抽取女性样本 31 篇，男性样本 81 篇；界面新闻抽取女性样本 17 篇，男性样本 47 篇；《南方都市报》抽取女性样本5 篇，男性样本 7 篇；《新京报》抽取女性样本 17 篇，男性样本 37 篇；《财新周刊》抽取女性样本 11 篇，男性样本 47 篇。
在女性样本中，中国国籍的有 52 篇，占女性样本量的 64%，外籍人士共 29 篇，占女性样本的 36%；在男性样本中，属于中国国籍的为 155 篇，占男性样本量的 71%，外籍人士有 64 篇，占男性样本量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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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墓碑”的建构：讣闻报道的性别话语分析........................29
3.13.1 性别的价值：标题中的“等级”............................. 29
3.1.1 “物理学家”与“女科学家”............................30
3.1.2 标题中的性别与亲缘..............................32
第四章 讣闻报道的性别意识反思与陈规....................................43
4.14.1 讣闻报道中的女性典型形象......................................... 43
4.1.1 “玫瑰”与“佳人”..........................................44
4.1.2 站在“天平”两端的女性........................................45
第四章 讣闻报道的社会性别意识觉醒与陈规
4.1 讣闻报道中的女性典型形象
本节研究问题中的“讣闻报道”仅包括女性讣闻报道，即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8年 10 月这一目标时间区段内，由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以及《财新周刊》刊发的女性讣闻报道，具体筛选标准与前文相同，此处不再赘述。研究问题的“女性”指的是作为报道对象主体的女性逝者，如《梅兰芳亲传弟子李毓芳在京逝世，享年 91 岁》中的李毓芳女士，报道中提及的其他女性角色如逝者的母亲或姐妹等不在分析范围内。
在“男女平等”的国家政策提供的环境和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奋斗中，这些女性逝者挣脱了旧时代的压迫和束缚，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教育和就业等基本权利，走出家门，参与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和社会价值。同时，家庭生活及亲缘关系仍是她们个人经历的重要部分，76%的女性讣闻报道均提及了她们的家庭生活。由此，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和以职业工作为代表的公共领域形成了女性逝者形象的两个轴心，依据家庭和职业在讣闻报道所展现的人生故事中的不同比重，在纵横交错的两条坐标轴上，被再现和建构的女性形象可分为偏重家庭的“玫瑰”与“佳人”，肩负家庭和事业重担的女性以及偏重事业的社会成就创造者。同时，本文应说明的是，笔者尊重且认可女性形象的多样化，并不认为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存在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