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考察《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商法理念正在慢慢渗透到担保制度体系中。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担保财产范围的扩张、尊重当事人设立担保物权的意思自由等，无不体现了商事交易所追求的效率、自由价值。下一步，修订典当管理办法，完善营业质权制度，应当体现民法思维与商法理念的融合，在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础上，体现商事交易所追求的效率、安全等价值，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将商法的理念融入到营业质权制度当中，并尝试提出优化建议。关于营业质权主体，应当立足典当行服务小额短期融资的特点，体现“放管服”改革思维，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降低制度成本。同时加强对典当交易行为的监管和风控，降低金融风险。将出当人分为商事主体和非商事主体，分别制定不同的交易规则，实现公平与效率价值的统一。关于营业质权客体，应适应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的需要，扩大财产权利的外延，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并将权利质权在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平台进行登记公示。考察营业质权的特殊效力，笔者认为，营业质权应有条件的适用流质契约，将流质契约的适用与当事人的交易能力以及当物的估价结合起来，既保护出当人的公平利益，也维护典当行的效率利益。典当行恶意收赃应当予以严查，但典当行出于善意收到赃物，此时典当行的信赖利益也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可以提高典当行的查验义务，并根据查验义务的履行情况确定典当行的过失程度，承担与过失程度相适应的责任。
本文虽然对商法理念下营业质权制度的重构进行了研究，但囿于实践经验匮乏以及自身学术能力不够，各方面建议都还不够成熟。今后，论文仍需在物权理论体系研究、典当交易实证分析、营业质权法经济学分析等方面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