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版权代理状况调查
可见,仅仅图书版权代理,做得好也可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但很难有很大发展。更不要说有些地方版权代理公司业务根本没有开展起来,它们的人员同时身兼地方版权局版权处的职务,拿的是国家公务员的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保持良好运转的,多实行一主多副,通过市场运作或行政手段,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充。如中华版代的常务副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保护中心除了版权代理,还有著作权登记、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著作权法律服务、著作权鉴定等众多职能。上海版代除了版权代理,还有著作权法定许可稿酬收转,并定期组织一些讲座、研讨活动,一切以促进版权贸易为宗旨。万达也认为,广西新闻出版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了它们很大的扶持,没有这些,万达没有今天,广西的出版业也没有今天。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版权产业正成为一个增长潜力巨大的产业,蕴藏着无限商机。而版权代理作为促进知识传播、实现文明共享的重要手段,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我国,国家版权局批准的有27家版权代理公司(以下简称版代),除了3家影视代理、2家音像代理外,其余主要代理图书版权。在近年来图书版权引进的热潮中,一些民营工作室也参与其中,同时活跃的还有一批国外出版公司的国内联络人员。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呢?
国有版代:横向联合
在22家图书版权代理公司中,记者重点调查了中华、北京、上海、广西万达四家,以期由此窥豹一斑。最资深的当属成立于1988年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它也是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版权代理机构,实际是享受国家财政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许多省市也多有自己的版权代理公司,它们多在当地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名下,代理当地与国外的版权业务,经营好的也向周边与全国拓展业务。上海版代1993年成立时便以企业注册,是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单位。万达版代1993年以独立法人注册,2001年8月又改名万达版权代理中心,转换为事业性质,以争取版权局的政策扶持。北京版代成立于1998年,是唯一一家股份制公司,股东为北京版权保护协会、北京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科文国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中电台与电视台是“友情合作”。
版权代理的性质决定它是一个少而精的机构,中华版代的业务人员也不超过8人,上海版代的业务人员通常在2-3人,人均每年代理量少则60种,多则近百种。北京版代近十人,算是规模较大的了。总经理苏志军说,房租、办公费用等成本是一定的,规模越大,效益就越多。
各代理公司代理的语种,以英、日、法、俄、德、意居多,北京版代还有韩语。港台也是各代理公司业务较大的一块。各公司均有自己可圈点之处。俄罗斯的图书版权90%是通过中华版代进入国内的,公司与俄著作权协会达成协议,代理其所有成员的图书版权。上海版代是美国企鹅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人,并代理海明威全部作品的全球中文版权。万达对台湾刘墉的作品的代理是最多的,刘墉当初就是通过万达进入大陆的。北京版代则独家代理大苹果公司在大陆的版权。一本图书从联系到成交,一般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最快时只需一个星期,不顺的时候会拖到两年,用万达版代罗家如的话说,做版权代理对人的心灵有时是一种煎熬。
版权代理需要各方面的积累,知识的积累,经验的积累,客户的积累,还有公司信誉的积累。中华版代作为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版权代理机构,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据俄东部主任焦广田说,他基本不用做书目介绍,就有很多项目可做,出版社会主动找上门来。上海、万达也有相当的积累,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样书。北京版代起步相对较晚,如何寻找被代理人?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外公司要给一个代理人资格,至少需要3年,它要考察公司的业绩、可信度。北京版代联合大苹果公司,代理其几千种图书在中国大陆的版权,抄了个近路,把门面撑了起来。有了起步,再做拓展,逐步与更多的国外出版商联系。
国家一直鼓励多品种代理,许多代理公司的经营业务中也写着影视、音像、软件等版权代理,但22家版代真正开展的业务中,基本是以图书为主。万达代理过一些电子图书,但并不多,软件更少,也想涉足游戏软件的代理,苦于一时人力不足。上海版代还有杂志涉外版权代理,图片、电子光盘的版权代理等,目前也是浅层次的涉及。近来中华版代准备代理一些影视作品,由于影视作品标的更高,代理费也会水涨船高。北京版代近来也开始涉足音像、影视、电子出版物及游戏软件等产品的代理。
它们代理的图书种类比较广泛,社科、经济、少儿、科技、教育、文艺类等,无所不包。每年成功代理以中华版代居多,一年合同有200多项,每项合同可能包括许多种图书。北京版代次之,每年成功代理的有400种图书。万达一年有二三百项合同,保守的估计有300多种图书。上海版代每年成交的有二三百种。各种代理的图书中,有的是国外的出版社来寻求代理,也有国内出版社委托找某一种书。一般来说,国内来委托的代理成功率更高。
按照国际惯例,版权代理公司每成功代理一种图书收取版税的10%-15%作为代理税。一般情况下,版权代理公司很难拿到畅销书的版权,加之它们面对的更多是中小规模的出版社,运作能力有限,图书印数一般为5000-10000册,还有的3000-4000册,重印的情况并不多。
显然,仅仅通过图书版权代理盈利并不让人乐观。上海版代副总经理王艳说,代理这一行业的性质决定它的利润比较低,他们的版权代理收入几年前就能够维持平衡,但没有很大的利润。万达也承认,版权代理是微利,它更多的功用是通过版权贸易促进当地出版业的发展,提升当地出版社的水平,像广西师大社、接力社等几家出版社近年来成长迅速,便得益于这些对外合作的开展。
可见,仅仅图书版权代理,做得好也可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但很难有很大发展。更不要说有些地方版权代理公司业务根本没有开展起来,它们的人员同时身兼地方版权局版权处的职务,拿的是国家公务员的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保持良好运转的,多实行一主多副,通过市场运作或行政手段,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充。如中华版代的常务副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保护中心除了版权代理,还有著作权登记、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著作权法律服务、著作权鉴定等众多职能。上海版代除了版权代理,还有著作权法定许可稿酬收转,并定期组织一些讲座、研讨活动,一切以促进版权贸易为宗旨。万达也认为,广西新闻出版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了它们很大的扶持,没有这些,万达没有今天,广西的出版业也没有今天。
以北京版代为例。公司每年要举办一次版权研讨会,一次北京地区的版权贸易人员培训班,并组团参加国际书展。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增加盈利,另一方面增进了与各出版社的沟通。此外,公司还可以对一些好书的版权进行竞价销售,以及一些深层次的代理,并开始涉足影视、软件、光盘的版权代理。去年,一套416卷的《中国本草全书》问世,定价36万元,北京版代作为其版权总代理,收取2.5%的代理费,目标市场为国外收藏者、图书馆、中医药研究机构,目前已经销售几十套。同时,总经理苏志军还兼任北京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版权事务所所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北京分会首席代表。这许多,有市场运作,有的与政府职能也不无牵连。
民营版代:纵向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大浪淘沙,民营出版业总体已经改变了当初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一批有素养、有追求的书商脱颖而出。他们改变了散兵游勇作战方式,采取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的方式运作,有的出版码洋已达数亿元。他们人员精干,决策灵活,可以随时根据国家政策或市场情况调整经营方向,并渗透到出版的每一环节。
近年来,欧美文化对华强势涌入,版权贸易多年来逆差不断扩大,呈10:1强,无论从计算机、经管、教育类图书的大量引进,还是《穷爸爸富爸爸》、《哈利·波特》、《谁动了我的奶酪》的热点畅销,都折射了引进版强劲的生命力。有些书商也将眼光投向这一领域。
像以往一样,书号是他们的致命难题,他们必须与出版社合作。最简单的方式,他们会向出版社寄发一些国外的书目信息,寻求项目合作。一般情况下,这些信息出版社也可以直接从国外网站上查到,有实力的出版社会直接与国外进行联系,不必通过这道中介。所以,如果仅仅做版权信息,他们就缺乏存在的必要。纵使出版社通过他们代理,版税的提成也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
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提供更多的服务,除了联系版权,还负责此书前端的翻译、编辑、设计、制作,及后端的宣传与发行。这与以往的协作出版极其相似,只不过是国际组稿罢了。严格来说,这已经不算版权代理,因为按照国家规定,版权代理不能涉及出版,以防造成不公平代理。
总体来说,做这类版权代理的民营工作室还并不多,因“富爸爸”项目成立的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成功运作了“富爸爸”与“奶酪”,但这两本图书的版权仍是出版社联系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晶工作室。
梁晶本在人大出版社工作,有感于国内的经济学教材很落后,她决心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引入到国内来。1995年,梁晶开始组织翻译和出版国外优秀的经济学著作,1998年正式成立梁晶工作室。工作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引进国外一流的经济学教材,二是邀请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来华讲课。
工作室每年引进30余种图书,主要是经济学教材,与人大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工作室负责图书的选题、翻译、编辑和制作,至到印刷的前一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尽善尽美。印刷、发行和销售则由人大出版社负责。梁晶并不苛意追求畅销书,认为这样会损害自己的品牌。由于起步早,且专做经济类教材,形成了独特的品牌,许多经济类好书的版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