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题目，笔者认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会严重误导投资者，从而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的运作，甚至可能构成非法的或者欺诈性的盈余操纵行为。这种带有欺骗色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显然与党以及政府的主张和意志是相违背的。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党与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重大的。高管党员就是党影响企业的途径之一。党员作为党的主张与意志的实践者。因此当企业的董事长是党员，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企业去实施盈余管理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因此我们预期，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据中央组织部统计数据，截止 2018 年，全国有 18.1 万家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数的 90.9%，另外有 158.5 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了党组织。此外，近年来，中共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党组织不仅仅在国有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也日益增加。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政对企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探讨企业党政对企业具体行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党员在企业中受党组织管理，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化的具体实践者。数据表明，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高管把加入共产党甚至成为党代表成为寻求政治关联的重要的途径。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拓宽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研究，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析董事长党员身份对于不同性质企业经营的影响。
党对企业的领导制度在不断演进。对于国有企业，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制度本质是指党组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班子的成员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交叉任职。该制度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7 年 1 月，但此时还仅仅是雏形。直到 7 年之后，即2004 年 10 月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该制度才得到正式的确立。中共“十八大”后，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 2016 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的要求。此外，在国有企业，党委会是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重一大”政策要求党委会应当参与决策国企的重大问题、重大投资项目、重要干部任免以及大额资金使用的项目。因此在国企中，虽然以董事长为代表的董事会负责决策企业的重大问题，但是董事会的决策受到了党委会的约束。可见在国企中，党组织扮演着重要而且积极的角色。同时，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党建也在不断地加强。2000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工作意见》要求，所有企业只要党员人数超过三人都应该建立党组织，并根据企业的特点分别开展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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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兴起。1998 年，美国证监会主席 Arthur Levitt 发布了评论——《数字游戏》之后，美国学界掀起了又一轮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浪潮。
企业主体为了最大程度来实现自身利益，普遍会采取盈余管理。并且，研究发现，事实上大多数财务报告使用者也会对此做出预期并且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为了再融资会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上市公司再融资后“变脸”的现象可以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解释（李志文、宋衍蘅，2002）。Chen & Yuan（2004）研究认为规避监管是企业执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此外，很多学者结合“高层梯队理论”，从高管的角度分析动机。CFO 的决策动机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Geiger & North，2006；毛洪涛、沈鹏，2009 等）。CEO 通常由于个人薪酬、股权激励或者管理层变更等原因进行盈余管理（Healy，1985）。此外，现有的研究还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大小（Allen 等，2005；卢太平、张东旭，2014；Cull 等，2015 等）、CEO 和 CFO 任期的交错（姜付秀，2013）、高管的兼任（汪芸倩、王永海，2019）以及大股东掏空等方面讨论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有学者从市场竞争角度研究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周夏飞、周强龙，2014 等）。Data & Sharma（2011）发现，金融分析师在预测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时，会受到该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定价能力以及行业集中程度的影响。Dalia & Park（2009）研究了美国的制造企业，发现竞争性行业中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相对更高。
高管的教育背景以及职业经历对于企业盈余管理也存在显著的影响。高管具有审计经历的公司，较之高管无审计经历的公司，具有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的行为（蔡春等，2015）。具有审计经历的高管，由于执业经历特性呈现激进的盈余管理倾向，并且为了在较低风险下实现私有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此外，国内外有相关研究从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的角度，探讨会计专业背景的独董的一些特性，例如他们的声誉对企业盈余管理或者企业价值的影响（黄海杰等，2016）。向锐和宋聪敏（2019）将会计专业的独董划分为学者独董和非学者独董，他们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学者独董，会计专业的学者独董对于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更强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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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案例分析
第一节 案例背景
本文案例部分对比分析了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代码：C26）的四家企业，分别是董事长为党员的国企“乐凯胶片”（股票编码：600135）、董事长为党员的民企“澄星股份”（股票编码：600078），董事长非党员的国企“扬农化工”（股票编码：600486）以及董事长为非党员的民企“宝利国际”（股票编码：300135）。总共分三组对比。第一组和第二组分别比较两家民企和两家国企。第一组比较“澄星股份”与“宝利国际”，发现在两家民企中，董事长为党员的澄星股份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更低。第二组比较“乐凯胶片”与“扬农化工”，发现在两家国企中，董事长为党员的乐凯胶片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更低。第三组比较董事长均为党员的民企“澄星股份”与国企“乐凯胶片”，发现国企的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低于民企。
为了控制与盈余管理相关的控制变量的影响，本文将每个控制变量在行业中的表现按大小平均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尽可能选取等级相同的控制变量的数量多的一组企业。此外，为了保证大的经济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没有较大的变化，本文对比分析时间截取了 2011 年至 2015 年，以剔除 2016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化学工业造成的影响以及 2017 年资本市场从严监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行业背景分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简称“化学工业”。该行业的细分行业众多，企业数量庞大，行业规模十分巨大，处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数据，2011 年至 2017 年，我国化学工业的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6%，保持稳步上升的势态；2018 年我国规模以上化学工业企业数量近 25000家，实现利润的总额较 2017 年增长 15.5%。
我国化学工业企业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而高端产品、特种产品的产能低下。这导致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不足，进而行业整体呈现结构性产能发展过剩的状态。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再加上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以及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化学工业新增产能大幅减少，低端产能以及环保要求无法达标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弱的难以完成转型的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剧增，纷纷被迫退出行业；而实力强的，可以凭借自身资源、技术和规模优势成功转型的大企业则进一步抢占市场，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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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企与民企的比较
一、控制变量指标分析
根据已有的文献，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BSH）等指标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显著的影响。下图 2.1 和下图 2.2 分别是澄星股份与宝利国际 2011 年至 2018 年相关指标的趋势图。
从下图 2.1 中可见澄星股份在 2011 年至 2018 年均处于盈利状态。总资产净利率有较大的波动。高管薪酬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较为稳定，之后在 2016年大幅增加，但在 2018 年又骤降。总资产、资产负债率、账面市值比以及流动资产比率均较稳定。应收账款比率在 2011 年到 2015 年均较为稳定，但在 2016年大幅上升后在 2017 年又回落。澄星股份多年来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均非国际四大。2015 年和 2016 年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除此之外其他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图 2.1 澄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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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20
第一节 党政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 20
第二节 董事长党员身份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 21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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