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景观设计论文，本文基于亲自然设计理念及其体验模式，以社区公园景观设计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并对上海市杨浦区延春公园进行设计实践，主要研究成果总结如下：（1）在阅读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亲自然设计及社区公园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亲自然设计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梳理国内外景观中亲自然设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针对于景观空间的亲自然设计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但在社区公园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较少。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也逐渐从基本的温饱需求转向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更加向往绿色、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从而释放压力，愉悦身心，亲自然设计理念便逐渐步入公众视野。
社区公园作为城市绿色开放空间中可达性高、使用频率高、与周边居民接触最为紧密的“后花园”，是周边居民休闲健身、接触自然和社交的重要场所，具有高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提升人们幸福感和人居环境质量以及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1.1.1 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要求逐渐提升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了有效防止疫情蔓延，我国以隔离为主要手段进行防控，其标志性事件是 1 月 23日武汉的全面“封城”。从实施效果看，隔离的方式有效阻止了疫情的扩散，但也使人们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大量人群由于长期远离自然，无法外出活动，产生了强烈的烦闷情绪，迫使人们反思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亲近自然，爱护自然的重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为居民提供亲近自然平台的社区公园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人们开始走出家门，但普遍对于“出远门”都较为谨慎，而步行可达的社区公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为周边居民舒压解乏，感受户外自然环境，弥补无法外出旅行和到其他距离较远的公园绿地游园的遗憾。
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 518.12 万人，占户籍比例的 35.2%，这也使上海市成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如图 1-1）[1]。由于老年人自身生理机能退化或需要帮子女照看小孩等因素，导致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主要在以社区为中心的五分钟生活圈内。而社区公园所具备的直接服务的区位特征使其成为老年人钟爱的活动场所，对于满足老年人日常活动需求具有重要意义[2]。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发严重，对于社区公园的承载力和适用性要求也将逐步提高。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亲自然设计国外研究现状
亲自然设计是由“亲自然性”（Biophilia）理论延伸而来，该理论由德国享有“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盛名之称的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首次提出。此后，大量学者开始对亲自然设计进行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008 年，作为亲自然设计的先驱之一，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首次提出了将人类亲自然天性融入建筑环境设计的概念，即通过设计使人在建筑中获得亲自然的体验，并指出了亲自然设计的维度、要素和属性的具体指导，以此来建设城市环境[11]。2015 年，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和伊丽莎白·卡拉布里斯（Elizabeth F. Calabrese）在《The Practice of Biophilic Design》中，介绍了亲自然设计的三种形式和 24 个属性，即自然的直接体验（Direct Experience of Nature）自然的间接体验（Indirect Experience of Nature）空间与场所的自然体验（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12]。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又在 2018 年出版的《Nature by design: The practice of Biophilic Design》[13]一书中，对亲自然设计做了更详细的补充说明。
2010 年，在《Biophilic and Bioclimatic Architecture: Analytical Therap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assive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中，Amjad Almusaed 提出了亲自然建筑的概念，它是可持续性建筑中最有发展潜力的理念之一。亲自然建筑设计旨在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来创造环境友好、节能的人居环境[14]。
2011 年，蒂莫西·比特利（Timothy Beatley）在《Biophilic Cities: Integrating Nature into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一书中，将亲自然设计融入城市，提出了亲自然城市的概念及其基本要素，提供了世界各地的亲自然城市建设的案例，分析了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设计要点并对未来生态城市的研究方向于新兴实践提出了思考[15]。2015 年，乔·克兰西（Joe Clancy）和雷康铃（Catie Ryan）研究了将亲自然设计应用到景观设计中，并在其著作《14 Patterns of biophilic design》[16]中提到了 14 种应用模式，并坚信这些体验模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且可以应用于任何规模的项目上，以助于提升健康与福祉[17]。
2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研究
2.1 社区公园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2.1.1 社区公园概念界定
2002 年颁布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中，将社区公园分类为 G1（公园绿地）大类下的 G12 中类，且中类再下分为 G121（居住区公园）和G122（小区游园）两小类。其中，社区公园定义为：为一定居住用地范围内的居民服务，具有一定活动内容和设施的集中绿地（不包括居住组团绿地）[31]。
2017 年颁布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中，将社区公园分类为 G1（公园绿地）大类下的 G12 中类，无下设小类，也对社区公园的概念界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社区公园指的是用地独立，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规模宜大于 1hm2[32]。其中，“用地独立”指用地性质为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公园绿地”，而非其他用地类别的附属绿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
2019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的《上海市城市公园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试行）》中，对上海 291 座（截止至 2018 年底）详细公园名单进行分类，其中，社区公园共 233 座。据现场调研和网络资料查阅得知，在这 233座公园名单中，并未按照 2017 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社区公园“用地独立”的规划属性进行分类，对于一些属于为住宅小区配建的附属绿地，也统一归类为了社区公园。且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得知，在大量硕博论文中，对社区公园的定义都略有不同，甚至部分在 2019 年发表的论文中，仍继续沿用 2002 年的分类标准。
2.2 亲自然设计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2.2.1 亲自然设计相关概念界定
“亲自然设计”的英文为“Biophilic Design”，直译为“基于热爱自然天性的设计”。在国内的其他研究中，“Biophilic Design”也被翻译为“亲生物设计”或“亲生命设计”。
（1）“亲自然性”的概念
亲自然设计是由“亲自然性”（Biophilia）理论延伸而来，该理论由德国享有“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盛名之称的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首次提出。之后，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33]在 1984 年出版的《Biophilia》一书中对“亲自然性”（Biophilia）做出了概念界定，指出“亲自然性”指的是人类天生具有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触的本能，即亲近自然是人性的一部分。1993 年，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社会生态学教授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34]在《The Biophilia Hypothesis》一书中，又对“亲自然性”进行进一步系统深入的探究，运用 1941 年至 1993 年期间大量学者所研究的如生态科学、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功利主义等多种价值理论的研究结论，证实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依赖，并能通过自然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增强了身体机能和安全感，提高了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亲自然性指的便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向往与依赖 [35]。该理论的提出，为后续众多学者对亲自然设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亲自然设计”的概念
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蒂莫西·比特利（Timothy Beatley）在其著作《亲自然城市规划设计手册》中[36]，对“亲自然设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亲自然设计是以满足当前城市居民对美好自然环境的诉求以及寻求与自然连接的心理本能出发进行的设计[37]。2008 年，斯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在《Biophilic Design: The Theory,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Bringing Buildings to Life》一书中指出：亲自然设计是将人类与自然系统和与自然接触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亲和力转化为建筑环境的设计[38]，即将自然特征和系统融入建筑环境，以便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