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WIOD数据库和UIBE-GVC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41个国家56个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水平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并分析了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信息通讯技术的变革催生了以数据资源为要素，融合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经济新形态，现如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发展和变革生产力以期在全球竞争中抢占重要地位的关键力量。为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各国及经济组织均公布了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截止2021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2个成员国均制定了国家数字发展战略，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经济体从二十世纪末就开始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的战略计划；日本与新加坡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均在本世纪初就围绕信息技术（IT）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关战略，向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数字经济战略布局上起步较晚，但在近年来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战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在发展数字经济上都作出重要战略部署。2016年，中国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2021年先后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与“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均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并做出重要指示。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战略表明，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对各国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影响尤为显著。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产业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一国国际分工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关税水平的广泛下降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改善，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生产链革命随之产生，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细分与生产链条的拉长，一种产品的生产需要跨越多次国境，各道生产工序分别由多个国家完成，中间品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取代了传统的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由于发达国家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为了降低成本，发达国家将初级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工生产或者零部件的组装后销往各国，发展中国家出口最终产品所蕴含的国内价值偏低，因为其中蕴含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价值，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贸易增加值大多来源于大量的中间产品出口，如果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将价值仅归于最终品出口国，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统计结果很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从梳理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出发，对有关数字经济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构建数字经济的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分析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机理和可能的路径，利用实证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从异质性角度对模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再利用中介效应验证本文提出的三个传导渠道，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主要思路如下。
第一，数字化投入水平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根据各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发布的数字经济描述与统计分类，比较并筛选出符合数字经济统计标准的行业，借助投入产出法测算数字化投入水平；其次根据王直等（2015）所提出的贸易核算方法及其对总出口的分解思路整理计算各主要经济体与各细分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第二，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从贸易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第三，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证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UIBE_GVC数据库中2000-2014年42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并从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行业差异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四，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机制检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投入从贸易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三个路径对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的影响。
第五，根据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末，1993年唐·塔斯考特（Don Tapscott）的著作《数字经济: 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和危险》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初次纳入视野，并且总结概括了数字经济的特征，但并未直接为数字经济作出概念定义。迄今为止，数字经济尚未形成统一的经济学定义与明确的行业分类，各国统计局和各经济组织在数字经济的系统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众多学者也尝试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分析数字经济。
2.1.1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界定
经济合作组织（OECD）早在1992年就开始发布《OECD信息技术展望》，旨在观测和统计信息通讯技术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描述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动态与趋势，反映信息通信技术对产业规模和结构升级、创业就业等的影响，并且分析信息通信部门的全球化趋势。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下，传统的信息通信已经无法全面描述网络信息技术下的经济特征，因此OECD于2012年将《OECD信息技术展望》更改为《互联网经济展望》，又在2015年进一步更名为《数字经济展望》，OECD提出可以根据交易性质来界定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数字经济，电子订购或者电子支付是数字经济的最显著特征，如果经济活动通过线上订购或者电子支付方式实现，那么该项活动就可以被归为数字经济。从OECD对系列出版物的更名情况就可以看出，OECD对数字经济发展脉络的了解是一个不断深刻的过程，OECD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也符合数字经济所变现出的普遍特征。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也早在二十世纪末就开始研究数字经济的统计与测度，Landefeld和Fraumeni(2001)在BEA的会议论文中把数字经济称为“新经济”，认为“新经济”的组成部分为包括高科技产品、IT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三大类。BEA在2018年3月发布的《数字经济定义和测度》主要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通信技术（ICT）两个方面来定义数字经济，并且给出了数字经济的测度框架。
2.2出口国内增加值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增加值核算方法的研究已经逐步更新和完善，增加值核算方法主要从宏观（国家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两个维度开展，与增加值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推动了贸易核算方法向科学性和准确性转变，也为经济主体实现增加值贸易提升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2.2.1增加值核算的理论与方法
随着全球中间品贸易飞速发展，计算贸易总量的方法不能准确反映真实贸易所得情况，增加值核算方法逐渐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关于增加值核算方法主要有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维度。
在国家层面上，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1967)首次提出了“垂直专业化”这一概念，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被纵向分割成垂直的贸易链，贸易链上的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的不同为生产的产品附加不同类型的价值，这种全球化的分工现象被称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 et al.（1999）将垂直专业化进行了系统测算，主要计算了一国出口中所含的进口投入部分（VS）和一国出口的产品被其他国家视作中间品并出口的部分（VS1）。刘遵义等（2007）构建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证明了出口总值等于出口中的完全进口额（VS）与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之和，即出口总额由VS和国内增加值两部分组成，并提出应该从国内增加值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情况，仅从贸易总额的角度衡量贸易不能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的真实地位。Koopman et al.（2012）以中国为研究主体，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将中国的出口分为加工出口和正常出口，提出了区分加工贸易的国内成分（DC）和国外成分（VS）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出口的国内成分（国内增加值）和国外成分（VS）进行测算，发现区分加工贸易后的测算结果与使用Hummels et al.的方法（HIY方法）的测算结果大不相同，简单使用HIY的指标方法而不考虑加工贸易的特殊性，将会大大低估中国出口中垂直专业化（VS）的真实程度。
第三章 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机制分析 ................ 17
3.1 理论模型 ......................... 17
3.2 传导机制分析 ............................. 19
第四章 数字化投入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证分析:基准回归 ........... 23
4.1 模型设定、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 23
4.1.1 计量模型设定 ........................... 23
4.1.2 变量测算 ....................... 23
第五章 数字化投入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证分析:机制检验 ........... 39
5.1 贸易成本机制 .......................... 39
5.2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 41
第五章 数字化投入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证分析：机制检验
5.1贸易成本机制
根据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可以得出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显著促进作用。那么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其影响程度如何？本文认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即贸易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本文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