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研究的核心目的为评价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质量并实证考察双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质量的主要影响因子。鉴于此，首先，多视角地解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初步研判双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质量。其次，结合构建思路和原则筑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质量评价体系，并以总值贸易法和增加值贸易法进行比较剖析。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改进、运输费用成本的大幅减少，国际生产网络得以进一步的形成与拓宽，最终导致全球形成了产业之间分工、产业内部分工、产业链外部分工等多种分工模式共存的国际化生产格局。鉴于这一利好背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积极参与和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扩大了其产业内贸易规模，促使各国间贸易互惠的程度达到了较高状态。归因于产业内贸易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获取规模经济和激发创新活动，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泉动力。但是受制于关键产品核心技术落后、产品核心市场竞争力弱、产品质量水平亟待提升等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仅仅只能以自己的禀赋和优势，从事相对低端的生产、加工、组装等活动，很轻易被牢牢锁在较低的全球分工地位，即使较大程度地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分工体系，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程度也很难达到高标准状态，无法得到产业内部的贸易衍生出来的诸多经济贸易效益。
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国际上，各国经济增长逐步减弱、全球市场需求不断回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等；国内上，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外贸传统优势逐渐弱化、竞争新优势尚未确立等。鉴于以上的客观现实政策背景，我国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以期扭转这一局面，尤其是2019 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在意见中首次明确指出我国通过加快着手实施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国内贸易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平衡进出口发展和推动贸易与产业协调等来推进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意见还提出发挥科技创新在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地位的关键作用，以助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形成新型竞争力，这为促进新形势下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行动纲领。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述评
1.2.1 国外的研究动态
1.2.1.1 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产业内贸易研究已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研究内容主要为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展开测量和对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度量产业内贸易水平上，Grubel和Lloyd（1975）[1]共同首次创造了GL指数后，后续研究围绕该指数展开深入分析以完善该指数。如Hamilton和Kniest（1991）[2]构造了HK指数来弥补GL指数不能准确考察产业内贸易动态变化特征的缺陷，但是该指数并不能对产业内贸易类型展开区别和分析。为此，Greenaway等（1994）[3]开创性地提出GHM法并被广泛应用来辨别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内贸易种类。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跨国公司的资源外取方式有利于达成最佳资源配置和产销组合，加快产品价值链的国际分割，进而重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方式。鉴于这种背景，Thom和McDowell（1999）[4]开创地结合边际产业内贸易和日益增加的国际价值链分割现象，提出了TM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与国际化生产的关系。由于该指数在统计易得简便、较好反映一国产业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类型和程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进而得以广泛使用。在实证研究上，主要研究为：一考察发现要素禀赋相似性、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等因素是促进一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Farrell，1991；Hummels等，1999；Xu，2002）[5]-[7]。二结果表明产业特征因素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对一国产业内贸易发展产生积极正向效应（Scott，1975；Clark，1993；Davis，1995）[8]-[10]。
目前，国外的产业内贸易现有研究侧重于检验某一因素对产业内贸易影响，具体而言：一是研究证实经济规模是影响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贸易伙伴经济规模越大，一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Nisa，2017；Lee，2018）[11]-[12]。而且研究认为GDP规模是衡量经济规模发展的合适指标（Salim等，2018）[13]。归因较高GDP等于拥有大量资本储备和发达金融市场，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金融支持（Arndt，2018）[14]，又使加工业制造多种商品成为可能，促进一国产业内贸易发展。二是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水平是促进一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验证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对一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起到显著正向效应（Michalski，2018）[15]。三是侧重分析贸易壁垒、地理距离等对一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其中，实证检验了贸易壁垒对一国产业内贸易的抑制作用（Beck，2018；Chorn等，2019）[16]-[17]。此外，由于地理距离相当大，导致贸易双方的运输和货物保险等交易成本增加，进而不利于双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Hayakawa等，2017；Bagchi，2018）[18]-[19]。四是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关税、贸易便利化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能够促进一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Haddou等，2018；Brodzicki等，2019）[20]-[21]且关税降低和贸易便利化有助于双方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发展（Aggarwal和Chakraborty，2019）[22]。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产业的概念及分类
“产业”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和社会分工不断壮大的产物。由于研究意图和目的存在差异，因此对产业概念的界定被划分到不同的范畴。其中，学者们对产业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限和定义。比如 Finger（1978）[79]以生产和供求关系为突破口，揭示了产业的本质是产品群且由是相似的生产要素抑或原料以一定的比例生产和构成的。同样地，Falvey（1981）[80]也认为产业是一个产品群，且由特定资本设备等产生的。可见目前关于产业概念的界定尚没有完全形成一致的共识，但学者普遍认为产业应该是同一属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产品服务和企业活动的集合。
本文对产业概念的理解倾向于国际贸易领域中产业的特定含义，即依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简称是 SITC）对产品进行分类从而确定产业，即以 SITC 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为一个产业。而且，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形成了多种的产业分类方法。其中，由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产业分类需要参考的主要标准，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最新版本的分类标准（ISIC.Rev4）已经诞生，并以具有同质性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对产业进行分类并且划分了21 个行业，已成为研究产业内贸易常用的分类法。
2.2 相关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被用来阐释国际贸易模式和解剖贸易现象对国际经济政策影响。随着国际贸易实务的逐步深入与不断发展，其理论思想主要经历了传统的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时期。相应地，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过程。本文以分析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渊源为主要基础，简单地梳理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为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2.2.1 新贸易理论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性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的同类商品之间双向贸易数量显著增加的新现象，并且这一新趋势引起了Verdoorn（1960）[96]、Balassa（1966）等学者的关注，且他们的研究深入发现了处在工业化时期的各国之间的贸易主要体现了产业内部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特点。随后，Grubel和Lloyd（1975）系统地剖析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科学理论。同时，Dixit和Stiglitz（1977）[97]以消费和生产为切入点创造性地构建了D-S模型，并详细解剖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如何实现均衡这一重大问题，为融合规模报酬与竞争均衡的市场结构提供了解决之道。在后续的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等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领域得研究中，该模型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上述经济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新贸易理论顺势而生，尤其是Krugman（1979）[98]将D-S模型和国际贸易理论巧妙地融合并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以此考察了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下的国际贸易。结果发现即使在科学技术和要素禀赋相似的两国之间也会因为规模经济存在开展贸易活动，成功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现象。随后，Lancaster（1980）[99]、Helpman（1981）[100]、Balassa（1986）[101]等人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一国产业内贸易问题。简而言之，新贸易理论主要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报酬递增和国际产品价格差异化为假设条件，论证了规模经济是能够指导各个国家之间开展有别于传统的贸易往来，为战后国际出现的新贸易格局提供了较好的诠释。
第三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状...............19
3.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贸易现状..................................19
3.1.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双边贸易额........................19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