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绿色发展效率受到经济、社会、政策、科技、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相关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绿色发展效率，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环境规制，同时参考吴传清（2018）等学者的文献，选取了4 项控制变量，分别为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对外开发水平。
（1）环境规制
在关于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其衡量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治理角度来选取指标，如以排污费、环境税、污染治理金额、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衡量；而另一类基于环境规制效果的角度来选取指标，如工业排污率、GDP 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等。本文采用各个国家政府关于环境方面的财政收入来衡量环境规制，主要包括一些因不遵守环境法规而支付的利息、罚款、罚金和税收等收入。由前文知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以绿色约束效应为主，长期内以绿色引导效应为主，所以本文将环境收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同时纳入模型。（2）城镇化水平
一般来说，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符号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科技更为发达，管理更为规范，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绿化环境，在污染的处理和资源的利用上更有效率，在污染治理管理上更具规范，所以合理的城镇化可以提升整体环境效率，吸收农村过剩人口，同时带动农村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若城镇化扩长速度过快，会使得人口密度扩大，垃圾泛滥，空气污染加重；同时会使得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以及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在对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方面，选用了超效率 SBM- undesirable 模型对所研究的 27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也测度了27 个国家的传统经济效率，结合绿色发展效率采用 K 值聚类分析法对 27 个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接着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总结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绿色约束效应和绿色引导效应，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7 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大多数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未实现 DEA 有效，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所研究国家中排名靠后。从前文对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和现状分析研究表明，所研究 27 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未实现 DEA 有效，且大多数国家的纯技术效率大于规模效率。在 2009-2018 年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年均值整体的效率保持在 0.71 左右，波动不大；有的国家在研究年限效率呈上升状态，有的国家呈下降趋势。中国在所研究年度内整体上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且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均值的差距在逐渐缩小。K 值聚类分析将 27 个国家分为了 4 类，其中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属于绿色型发展模式，这些国家既兼顾了经济性又实现了绿色发展；像西班牙和以色列等国家属于经济型发展模式，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率，但在绿色发展方面做得依旧不够；芬兰和瑞典属于生态型发展模式，实现了较高的绿色发展效率，但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得一般；像中国、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属于双低型发展模式，经济性和绿色发展方面都是低效率，需要在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加强。
第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从前文环境规制对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 27 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显著，且整体呈现“U”型特征，符合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机制，即在短期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符合绿色约束效应，在长期符合绿色引导效应。短期内由于受到资源的约束，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造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力得不足；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投资，会挤占掉原本用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从而会带来生产率的下降以及资源利用率的下降，也会导致环境保护效果的不足，会使得绿色发展效率降低。但是在长期，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刺激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使得无法承受环境规制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实现环境保护增强和经济增长双目标，从而提升了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