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在发展金融服务出口方面，中国首先要稳固亚洲市场，根据出口潜力测算结果，中国对日本“出口不足”，因此，应进一步拓展周边国家市场的金融服务出口份额。当前，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除朝鲜、蒙古等少数国家外，其他东亚国家经济政策都相对较为开放，参与 RTA 的意愿也较为强烈。要促进我国对东亚国家的金融服务出口，首先要考虑进一步推进与东亚国家的 RTA 谈判，利用地缘优势扩展临近市场。例如，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力争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而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根据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走势，守成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结构性矛盾，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短时间内中国与美国签订相关RTA 的可能性较低，如何处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转型阶段的阵痛期，正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目前，中国是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7 年，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贸易额达 6900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2260 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 5.7%；进口额 4640 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量的 11.9%；贸易差额 2380 亿美元，与 2016年基本持平。2017 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达到 9%，进口增长速度达到 3%①。虽然 2017 年服务贸易总额仍呈现逆差趋势，但是出口增长速度已高于进口增长速度。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正在得到优化，中国目前也处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过渡阶段。
2015 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中国服务业 GDP 占 GDP 总额的比重第一次超过 50%。2017 年，中国服务进口位居全球第二位，服务出口位居全球第五位②。中国将成为引领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角色，并对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将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其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内的地位越发重要。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受益于国内服务产业不断成长壮大，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国家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政策效应。
金融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发展迅速。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世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加速及国际范围内金融服务监管的出现。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仍过低，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较大，波动不平稳，金融服务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服务目前存在的问题。而以金融服务贸易为代表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会加速影响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分配。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服务的时代，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金融服务创新革命将纷至沓来，金融服务的发展业态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我国要打破原有的业态格局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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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国外金融服务贸易文献综述
（1）金融服务贸易的本质和影响因素
Dietrich（1996）[1]将金融服务定义为“金融机构为客户和投资者提供的价值增值服务”。Moshirian（1998）[2]对日本国际金融服务需求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利率和金融服务价格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增长的主要因素。日本金融服务的相对价格在金融服务出口方面缺乏弹性，外国客户对日本金融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反应。显然，日本的金融产品充分展示了产品差异化。该学者于 2006 年继续深入研究日本金融服务贸易，其结论为日本在 1988-2003 年的金融服务贸易表现出产业间与产业内贸易混合的特征。Marija Lindemane（2010）[3]讨论了全球经济危机对金融服务的影响。他观察到，2009 年金融服务出口的发展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09 年的金融服务出口增长率下降了 14%，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近 30 年的相关数据，最终认为金融服务出口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该学者于 2011 年研究了 2006-2009 共四年间 72个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得到了当地金融服务自由度、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投资自由度、股市融资状况、资本流动限制状况等等是影响金融服务贸易最主要的 10 项因素。Rabia Khatun（2016）[4]探讨了 1990 年至 2012 年间金砖国家经济体（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使用了 Pedroni 协整方法建立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与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还使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其结果揭示了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具有短期和长期单向因果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从 FDI、商业存在和法律体系等角度入手，研究金融服务贸易。John Manuel Luiz 和 Harris Charalambous（2009）[5]根据南非金融服务贸易实证分析的结果认为，FDI 是推动南非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Andreas Petrou（2007）[6]从商业存在入手研究金融服务贸易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银行可以通过海外扩张的市场战略促进本国的金融服务出口。Azmat Gani 和 Michael D. Clemesv（2015）[7]研究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否会影响 OECD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和金融服务贸易，其结论是，法治完善程度、减少合同执行所需要的天数和监管质量等法律制度的优势，对OECD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保险和金融服务贸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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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服务出口潜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引力模型相关理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引力方程是对贸易流量做定量分析的比较成功的经验方程，对研究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都有很强的适用性。商品贸易流量较服务贸易流量可以被更准确地测算，所以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商品贸易流量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从效果来看引力模型的拟合良好。
引力模型原仅指物理学中解释万物运动的方程，最早是由 Tinbergen（1963）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流量研究领域，那时的引力方程还只是一个由经验形成的公式。由于观察到两国贸易额与各自经济总量正相关，与距离负相关，所以按照纯粹类比的方法，可以将两国的贸易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写成牛顿引力定律的形式，即两国的贸易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
国外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引力模型理论展开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消费者偏好结构和生产者技术角度来分析引力模型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最基本的引力方程理论推导是 Anderson（1979）基于无摩擦、完全分工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其假设是由 Armington 于 1969 年提出的，该假设认为每个生产国的产品是完全分化的，没有两个国家可以完全等同。引力模型理论推导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上述无摩擦方程的基础上保留完全分工假设，引入贸易成本因素。
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推导主要将引力模型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衔接，为引力模型奠定微观理论基础。主要包括 Eaton 和 Kortum（2002）基于李嘉图理论、完全竞争市场、不在国际流通的劳动作为唯一要素的假设建立了引力模型，该模型强调贸易流量主要取决于各国生产者技术结构。Deardorff（1998）[60]在 H-O 理论框架下对引力方程进行推导，从无贸易成本和有贸易成本两种情形分别推导出引力方程。在 2003 年，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基于消费者满足 CES 效用函数和完全分工的假设推导出引力方程，他们在方程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多边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通常是指平均贸易壁垒。Novy在 2010 年用比 CES 效用函数涵盖范围更广的 translog 需求函数，对引力模型进行推导。异质性企业理论研究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对出口决策产生的影响，传统的引力模型假设企业是同质的，一个国家的企业要么都是外贸企业，要么都是内贸企业。而 Helpman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引力模型，解释了只有一部分企业才会进行国际贸易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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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服务贸易适用的相关理论
迄今，因为针对金融服务贸易研究的时间较短，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内外学者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解释金融服务贸易时，首先需要分析的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金融服务贸易的适用性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后依然可以解释金融服务贸易。笔者认为，鉴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具有相对局限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金融服务贸易发展问题上更具说服力。
2.2.1 迪尔多夫模型
迪尔多夫模型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修正与拓展。迪尔多夫模型运用 H-O 模型，改变其中个别约束条件对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其模型考虑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研究了与商品贸易伴生发展的那部分服务贸易，第二种情况研究要素跨国流动的服务贸易，第三种研究了存在缺位要素的服务贸易。迪尔多夫认为，在研究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当前服务贸易的问题时，比较优势或服务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