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了解了方志和方志学。撰写沧县志的过程中，我发现方志的语言独具特色，从而对方志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但限于条件，有些资料没有找到，本文仅就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方志的语言作一些探讨。
所谓方志即地方志，其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古代又称地志，是地方志或四方志的简称，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按一定体例记述和反映一定时期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方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是研究探讨方志的本质属性及其特点，揭示方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学科。
编纂方志，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方志学的形成却只有一、二百年历史，古代专门研究方志语言的书籍几乎没有。最早研究方志学的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没有关于方志语言的专著，只是在《修志十议》中提到方志的语言“忌偏尚文辞，……要简、要雅”等；近代学者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方志学》、李泰棻的《方志学》、
翟宣颖的《志例丛话》、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主要侧重方志的性质和方志编纂理论、方志的收藏和统计、方志的目录等方面，对方志的语言也没有作专门论述；现代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黄苇的《方志学》、来新夏的《方志学概论》、吴奈夫的《新方志编纂学》也不是方志语言方面的专著，对方志的语言论述很少。只有刘金印的《也谈方志的语言》[1]和任世荣的《论方志的语言特点》[2]两篇文章，对方志的语言特色作了专门的论述，但是我觉得两文略有不足。根据撰写沧县志的体会，联系自己正在学习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本文对古今方志的语言在文体、文风、语法、修辞、逻辑诸方面的不同特色及存在问题做一些探究，以期对方志编撰工作能有所帮助。
一、古代方志语言的特色及存在问题
谈到方志不可能不提到史书，上古史、志不分，即所谓“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3]，梁启超也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4]因此，古代方志具有中国史学文化的传统，具备史书的共同特点：不虚美、不隐恶、不妄言、不粉饰、忠于史实、秉笔实录，反映到语言上平实、朴素、不用夸张、比较直白，用词严谨、精略。由于古代统治者把方志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视为“辅治之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5]如东晋掌璩在《华阳国志•序志》里道：“志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道出了封建时代方志表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宣传封建礼教，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因此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难免弊病较多，例如文风陈腐芜陋、虚美邦族、贪奇炫文等。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文化专制，主管修志的官员，往往出于明哲保身目的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宣扬“天命”、“天教”、“天道”，把“圣君明主”的思想意志故意夸大到神奇的地步，方志成为帝王将相、官宦士绅的传记与家谱，劳动人民没有丝毫地位。因此，古代志书的语言也存在虚浮夸张的弊端。有许多旧方志学家主张树立良好的文风，比如元代许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的《剡帝志》“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的缺点，指出选材要精，详略得当，反对虚妄怪诞，历行朴实质直的主张。清《曲沃县志》的主修鲁生，主张好志应“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即，记载尽其所有，事实仔细核对，要秉笔直书，要“义正词确无赘语”。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更是在《修志十议》中明确提出“八忌”、“四要”的主张。“八忌”：忌条理混杂，忌祥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载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封建社会的历史学者尚且能如此对待志书的编修工作，我们今天修撰现代方志更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二、现代方志的语言特色及存在问题
（一）现代方志文体与其它文体的区别
现代方志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方志。现代修志是为地方领导和机关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利用方志资料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利用方志资料为社会各界服务，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因此，方志作为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要存真求实，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决定了现代方志的语言文体只能使用语体文、记述体。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严谨朴实，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语言力求准确、简练、流畅、注重文采，符合语言修辞。”[6]这里的语体文是指运用现代汉语著述的文体，避免文言文或半文半白，文白夹杂的文体。方志的任务是“记述”，因此它的语言文体只能使用记述体，不能使用其它文体。所谓记述体即把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事物的特点及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的一种文章体裁，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盛衰、成败、经验、教训等都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说话，不须评论。所以志书这种特定文体的语言不同于其它文体。比如文艺文体，文艺作品允许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虚构故事和人物。它可以运用衬托、渲染、夸张、想象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艺术加工，而方志的语言不能夸张、渲染，只能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真实地、客观地记述事物，再现历史史实。再如史体，虽然志与史同源泉异流，但史志有别，史书作者可以出面评论、史论结合，只要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可以敷演、割舍、剪裁，还可以穿插一些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名人轶事、民谣谚语，可以用文学语言描绘和刻画人物，以增加文学性和趣味性。而志书不能以论带史，也不能夹叙夹议，要求语言平实朴素，据事直书，述而不论。
（二）现代方志的文风特点
方志“据事直书，述而不论”的文体决定了它的文风既要朴实严谨又要简洁流畅。
朴实，即文章要写得踏实，不浮夸，不说空话、套话、不滥用“最”、“极”、“巨大”、
“重大”等副词和形容词，不滥用“如果”等假设之词和“由此可见”等推理之词。朴实是与严谨相辅相成的，虚浮的词用多了就使志书失去严谨。志书应言简意赅，讲究文采要恰到好处，过分了，就会弄巧成拙。
严谨，即志书的遣词用句要准确，严密精细，一丝不苟，具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在语言表达上要注意语法、修辞、逻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逻辑上要把话
说得对，说得合乎事理；在语法上要把话说得通，合乎大众习惯；在修辞上，要把话说得美，还要不出现错词、错字和语病。象“很久”、“最近”、“以前”、“以后”等笼统的词语；“附近”、“周围”等泛指词语；“多数人认为”、“专家认为”等抽象词语都不能用。但是，严谨不等于呆板，朴实也不是粗糙和简单，地方志要写得“可读”，要写得精练、优美，“读者爱不释手。”[7]当然也不能离开“客观真实”这个前提去搞哗众取宠和矫揉造作的那一套。
简洁：指方志的语言要事无重复，章无虚设，段无冗句，句无余字，言简意赅，做到一句不多，一句不少，该详的详，该略的略。
流畅，指语句结构清晰，文理通顺，语言流利，标点准确，可读性强。
（三）现代方志的文字特点
“据事直书，述而不论”的文体要求“朴实、严谨、简洁、流畅”的文风与之相适应，而文风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体现的，志书健康的文风只有通过准确、鲜明、简练、生动的语言文字才能体现出来。
准确，指使用语言文字要科学、严谨，要符合语法规范，符合逻辑，符合事实，实事求是，概念正确，语义明确，要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思想内容，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鲜明，即语言文字要表意明确，使用的词语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笼而统之。
简练，即简洁凝练，志书的语言要做到惜墨如金。谋篇布局，层次要简；遣词造句，文字要简；融冶群籍，引文要简。
生动，指用词造句形象具体，有声有色。方志可以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将事物的性质和情况，鲜明而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再现现实，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闻其声。方志的语言还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四）现代方志语言存在的问题
现代方志由于内容广泛，资料众多，与古代方志相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复累赘，
用词不精练，词法、句法不合规范等毛病。列举如下：
（1）滥用形容词和副词：“民国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各种临时摊派倾盆大雨似地加在农民头上。这条公路的通车，破天荒地揭开了县内汽车客运的序幕……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巨大发展，乡镇企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市场如花似锦，人人笑逐颜开。”[注8]这些形容词和副词使志书的语言显得矫揉造作，应该删去。
（2）滥用能愿动词：能愿动词表示可能、必要、意志或愿望，不表示事物的存在，而志书中所记的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