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思人生及其诗歌《咏史》风力
[摘要]
左思平凡的人生造就了他的《咏史》诗，通过《咏史》诗反映了氏族门阀制压迫下壮志的悲愤和无奈，揭示了门阀制度的腐朽和坠落，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对壮志难酬的人生历程的愤慨。从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上都体现了左思不同时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左思、咏史诗
悲愤左思，西晋年间最杰出的诗人，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生寒微，晋武帝时，其妹妹左芬因文才出众，被晋武帝纳为嫔妃，因而左思全家随之迁居京师洛阳。左思自小不好交游，但勤于读书，其诗歌辞藻华丽。他一生创作中，以《三都赋》最为著名。自移家洛阳后，左思就有求取仕进的企图，但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转》）使他至多当上了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后却因为门阀制度所阻截，官止于秘书郎，无奈之下，他不得不选择退出官场，最终将满腔的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左思是西晋时一个并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据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录可知其诗歌流传下来的仅有十五首。其中《咏史》八、《招隐诗》二首，《杂诗》一首、《娇女》一首《悼离赠妹》二首、《北堂书钞》中所引《咏史》诗逸句以及成名之作《三都赋》。但是《文心雕龙》说他的作品是：“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可见《咏史》诗奠定了左思的文学地位，成为他的代表作。一左思生于寒门之家，少年多志，一生向往高途，然而在门阀贵族制社会里，使得他壮志难酬。于是左思不得不以傲世独立，笔力遒劲的诗歌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壮志，对不公平的门阀制给以了强有力的抗争。左思试图逾越门阀制的高墙，还是以绝望而告终，但他却不向现实妥协，却诚实地感受现实，并将其化为慷慨的文字，诉诸笔端，将苦闷变为愤怒，将绝望变为激昂。把文字变为了积极宣传自我的基本立场。即如《文心雕龙》所评:“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左思虽非才气奔放、巧思敏锐，但确是一位傲世独立、笔力遒劲的诗人。魏晋年间，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则多以慷慨激昂表现人民疾苦的被悯之心和建功力业的热情壮志。表达出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用《文心雕龙》的话来说：“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以及“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为建安诗风的正是这“慷慨任气”。建安诗歌发展到晋代，渐渐地产生了与现实主义逆流，以“平典似道德论”的诗。所以，西晋时的诗歌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其诗人各有所长。正当此时的左思以“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其情调豪迈高亢，笔调劲挺矫健，突现了“左思风力”。王夫之曾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慈者，非太冲者焉归？”这说明了左思的诗歌风格对文学史是影响深远的，他的诗歌风格拯救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之美，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之重大。《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也就是说《诗品》对刘桢的评价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即认为他是有风骨的，所以这里说源出于刘桢，显然认为左思也是一个有风骨的诗人，故左思《咏史》诗的“风力”与“风骨”近义。也及“左思风力”是“建安风骨”的再现，是一脉相承的。另《诗品》评价左思说：“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左思的诗不但文辞写得很典雅，而且里面还包含有很多的感慨，这些感慨又往往和当时的历史结合起来形成的时代的感慨。他的诗不但写得精切，而且还暗含有寄托和用意。此外左思以一“典”一“怨”借古讽今，既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而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峻切”,左思在恣意发挥自己感慨的同时,又吐露”怨”亦即慷慨的感情。《毛诗•大序》云：“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怨”是指对政治和社会的一种愤懑不平之气，致使左思《咏史》诗常被批评家激赏为“古今绝唱”、“千秋绝唱”，最具“文典以怨”的特色，所以左思《咏史》诗表现出苍凉浑厚，不事雕琢的艺术风格，笔力之傲，骨风之劲。二建安诗歌发展到西晋时期，诗坛上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但他们的诗歌多以讲究形式，描写繁复的事件为主，诗歌辞藻格外的华丽，诗风显得十分的繁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导致了潘陆二人等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可能表达出阮籍那样的寄托之请，其诗歌多以拟古，追求诗歌形式和技巧为主，但这些都与他们对社会、对仕途报以的希望或看法有关，相比之下，由于仕进的道路被世大家族所垄断的原因，左思一心想通过仕途，为国奉献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导致了左思不得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怀疑，这是与潘陆二人等对社会的怀疑所不一样的。他这种怀疑不是表现于通过追求别人的诗歌风格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左思认为出身寒微，就等于报国无门，即使仕途有路也未必走得顺利，与其乖乖承受这不公的这会的处发，不如站起来与社会进行抗争。因此左思的《咏史》诗则独以表白寒士的悲愤为主，既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又唱出了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咏诗风力”，风靡当时的诗坛。如《咏史》诗第一首：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胃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聘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诗人在这里巧妙地将自己的壮志高标通过激发人们想象的具体事物表达出来。诗歌一开头，“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可见左思青年时候喜欢为文，又笃志好学，便说“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使人想到诗人具有与贾谊和司马相如一样的才华。接着他又自述武略过人，借边城报警和熟知兵法来表达自己，毫不掩饰地展现自我的雄心壮志。他并不空谈志向的宏伟，而是写道：“长啸激流风，志若无东吴”，以此见其豪放高迈的胸襟，报着“铅刀一割”的雄心去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诗人把自己的才能喻为“铅刀”，刀质虽钝，但若倾以全力，也能将大木一分为二，这里点明了诗人是个有能力的人，同时也说明了社会是不公平的社会。因此诗人一心梦想驰骋疆场，大显神威，但最后只能以“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来表达自己的胸怀大志，既表现了诗人淡泊名利，又挥洒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其性格慷慨有为。如果说左思《咏史》诗第一首中以充满自信的口吻，体现了诗人是一个兼有文武才略的能人。那么第三首与第一首除显耀诗人自己的能力外，则更进一步表明了诗人自己的廉洁志操。如：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诗中写了两个自己所敬慕的古人，即段干木与鲁仲连。段干木曾为魏文侯的顾问、著名贤者，一身以报国为己任，为国出生入死，在国难之时说服了魏王，挽救了国家。鲁仲连，据说魏国为使秦军免于侵魏，特派使臣去赵国劝说其屈从干秦，于是鲁仲连以一番“义不帝秦”的雄辩折服了魏使，而威风凛凛的秦师亦无功而返。两位高贤在国难当前从容不迫，以高尚的德行驱逐了外敌，然后又如弃草芥般谢绝厚褒重赏，飘然而去。为此“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怀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诗云的态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前面左思以“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来夸示自己的节操，这里却借两位古人来道出自己理想的处世态度。正是这样,左思《咏史》诗第一首诗后半部分的主张，在第三首又得到了重现:左思梦想中的“良图”，就是像段干木、鲁仲连那样行动，平定“东吴”、“羌胡”，然后悠然离世，过上隐居生活。使他的思想从“功成不受爵”转变为“功成耻受赏”,他认为争名趋利以至丧身，乃是世俗积习。左思这一心理历程是一种“不羁”的表现，即不被功名利禄所羁来超然于时代和政治斗争之外，当国家和人民真的有难时，又能为国家做番事业，从而拯救国家。他的理想是不求功名利禄而是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以至能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左思并不掩饰地说：“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强调了他的理想和品质与一般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左思生活的年代，政治非常混乱，政治上毫无道义可言，不但不能为国做番事业保全自己的命运，甚至连保全自己人生清白的权利都没有，左思虽有大志，却出生在这种难于有为的年代，加之出生寒微，与晋王室又没有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为王室尽忠的义务，所以他愿意激流勇退，从此不再干涉时政。左思在诗中借段干木、鲁仲连并非单纯作为古代中的人物被提及，而是作为左思本人的化身。左思给古人注入了自己的血液而使其复活。正如《文选》五臣注所说:“是诗之意，多以喻己”，因此《咏史》诗全部八首中出现的古人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都是左思本人的一种投影。左思《咏史》诗作重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的政治制度，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其诗中满怀着悲愤之情和对氏族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