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论文研究，本研究立足于基层政府，从社会资本这一角度切入，系统梳理并建构了平定县基层政府信任度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从而认识平定县乡镇基层政府信任的状况是处于哪种水平。本研究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构思并细化了影响因素的评价维度，以平定县基层政府为研究单位，根据当地特色选取了三类典型代表村，累积发放 360 份调查问卷，实际收集的问卷总数为 345 份，除了一些无效的问卷，包括不完整的问卷，只有相同的选项或相关问题的矛盾。 最终有效问卷为 331 份，分析了当前的基层政府信任的整体现状及特征分析。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政府信任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政府再造过程中政府信任的提升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政府信任研究必须首先提到德国社会学家齐默，他指出政府信任问题是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滞涨期，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激发了公民的批判精神，对执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信任面临危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道，最自然的人类组织状态就在基层，中央政府即使是自由政府，但是没有实现基层政权组织的自由民主，也不会搭建真正的自由精神。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信任的浪潮传入中国，提升政府信任作为政府实施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当前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政策承接能力和执行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第 19 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杜绝政府钻扶贫的空子，上级政策就如同千条线，最终都是由基层政府这根针来穿起来的，因此，要将“三严三实”覆盖到“最后一英里”。为了净化基层政权的净土，真正将基层政府建设成为人民可信任，群众可依赖的亲民政府，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严厉打击各种村霸、乡霸。此外，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特别强调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广大干部的实干精神。更重要的是，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在十九大上我国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可见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惠民政策的参加者和支农政策的实施者，基层政府在顺利的承接顶层设计，合理分配利益，归根结底就是政府信任资源积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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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
政府信任的研究课题起源于西方早期，但研究分散，且缺乏系统性。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批判精神得到发扬，当时正值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滞涨期，对政府的不满意和不信任现象逐渐出现。国外学者开始从以下三方面研究：
（1）政府信任的学科基础研究
对于该问题学科基础的研究是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理论不断对话的结果，首先从系统论角度看，伊斯顿（Easton，
1957）研究发现政府信任有特定和广泛两种。特定的信任是民众对政策执行的满意度，而广泛的信任是对整个政治制度的信任[1]。其次从公民文化论角度看，阿尔蒙德（Almond，1987）和维巴（Verba，1989）主要侧重于文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现代政府信任的构建离不开信任文化。生活在一个拥有浓厚的信任文化的国家，人们有非常高的合作趋向，降低社会成本，最终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映射作用[2]。最后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福山和帕特南认为，公民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与政府互动的过程，社会资本累积能够转化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此外 Carroll Doherty,Jocelyn Kiley,Alec Tyson 和 Bridget Jameson（2015）通过统计美国公民对其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在1958 年到 2015 年这五十七年的变化趋势，发现年轻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略高于老年人。目前，25％的千禧一代（18-34 岁）表示他们基本上可以信任联邦政府。相比之下，19％的 X 世代（35-50 岁），14％的婴儿潮一代（51-69 岁）和 16％的 Silents（70-87岁）对政府的信任度略显不足[3]。Joon Soo Lim（2019）研究考察了采用不同参与模式下的公开信息在减轻激进主义者指责的声誉损害方面的相对有效性，其中有效性可能是有争议的。开放的参与模式揭示了对政府行为的吸引力产生了更多的积极评价，而不是在透明度和可靠性的信息评估中对愤慨的诉求。在危机介入较高时，开放的参与模式对政府的诉求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可信度和对组织的信任感，而不是诉诸愤怒，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参与过程说服模型的理论命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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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基层政府
政府一词有广泛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后者则具体指国家行政机关。本文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府。我国政府的行政层级从上到下依次是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级镇政府。理论上，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处于整个行政体系的末端，而村委会仅仅只是基层自治组织，不能将其归类到政府中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村委会作为基层的管理组织，很多都过度行政化了，切实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而且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是大多数村民仅能够接触到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心目中政府的形象。因此，本文基于现实情况的政府运作模式，将镇政府和村委会纳入基层政府的范畴进行研究。
基层政府是代表农民利益，确保三农政策顺利开展的执行者，是中央政府，省（市）和县（旗）政府各项政策的直接实施者。乡镇政府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引导各自村民进行自治、实施基础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行政层级中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村地区约有 5.9 亿人口，近 2.7 亿户，已建立了约 3 万个乡镇政府。本文所研究的基层政府来自笔者从小生活的平定县所管辖的基层政府。平定县素有“三晋要冲”之称，是山西的东大门，是全省对接京津冀、融入环渤海的重要通道。全县有 8 个镇，2 个乡，2 个社区，310 个行政村和 23 个居委会。2017 年末，县城全镇财政平均收入9832.31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27 元，同比提高了 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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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2.2.1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各个学科关注的焦点。它在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被提出，到 90 年代后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和研究领域。有关社会资本的讨论也不胜枚举，但由于关注面和使用范畴的不同，各个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看法自成一家。
社会资本概念被首次提出的是布迪厄。他提出社会资本用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认为社会资本是在大家公认的持久的体制化网络下形成的资源集合体，是为每一位成员提供支持，赢得声望的重要凭证。从那时起，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断丰富，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它是集体内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互进行交换的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相互资本交换的结果是形成了持久的社会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结构资源上，这种结构性资源将为个人带来资本和财产。
接下来托克维尔、涂尔干等人也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特征是整个社会共有的社会资源。林南是在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引申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源在交换、借用和摄取的过程中将形成结构网，结构网扩大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但是人们需要遵守这个过程中的规则，他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 这种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的传统在政治学等领域继续存在, 例如普特南特别关注对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一书中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社会集体的内容，如信任、网络和规范，它们可以促进互相合作来提高社会运转效率”[34]。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社会资本的研究视野也由个体发展拓展到社群发展上。后来，许多学者试图通过社会资本的流量和存量来解释政府绩效和公民政治参与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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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12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12
3.1.1 社会信任与基层政府信任的关系 ........................ 12
3.1.2 社会网络与基层政府信任的关系 ........................ 12
第 4 章 基层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20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20
4.1.1 样本人口统计分析 ................ 20
4.1.2 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21
第 5 章 提高基层政府信任度的启示 .................................. 37
5.1 社会信任层面 ........................... 37
5.1.1 加强和提升村民的信任文化 ............................ 37
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