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除了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厦门特别行政区）的数字经济构建的指标。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出现了许多以数据元素、数字技术和产业转型为代表的新模式和新形式的业务。数字经济应运而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占全国GDP的30.3%；2021年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GDP的39.8%①。这显示了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农业经济和工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问题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投入、数字技术创新和对数字经济的系统支持不同，影响机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和数字经济分布不均的突出问题②。因此，就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存在较大差距，导致经济结构差距继续扩大，势必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如何准确衡量数字化的发展水平在我国不同区域经济中，探索不同区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异质性，探索异质性的来源，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尤为必要。
1.1.2.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从空间角度研究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合现有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在研究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和评价体系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原则上，本研究建立了一个三个维度（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应用和数字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以衡量各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其次，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考虑数字经济渗透和共享的特点，构建了投入因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中国数字经济影响的空间分析框架。第三，我们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并将其与GTWR模型相结合，比较中国南北两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并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1.2.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1.2.1.研究思路
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内涵，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然后，通过熵值法计算我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数，使用其计算结果来与分析我国各省份以及南北两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具有的空间格局；主要是通过规模位序法、Theil指数法计算南北区域所涉及省份的泰尔指数并进行分解，分析其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通过莫兰指数研究省份间的空间自相关。在此基础上，运用GTWR来分析各省份空间格局影响因素。最后，综上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据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图1-1为本文的研究框架。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数字经济概念的研究
“数字经济”是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世界的目光中，Tapscott Don（1996）觉得，互联网的的出现及快速发展将会给全球经济的格局带来积极的新发展模式，并且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浪潮中，数字经济将会与电子商务相互促进，互相成就彼此的发展[1]。Kling和Lamb（1999）认为对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是其使用的技术化水平，若是把数字经济比喻为一个部门，他们认为技术就是其赖以生存的部门。[2]。Brent Moulton（1999）首次为文章中提出数字经济特别需要关注的电子商务以及高新技术这两方面[3]。X.Y.He（2005）假设数字经济是一种数字新经济形式，其中数字技术渗透到制造管理和流通领域，并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4]。Zimmeiman（2015）和House of Commons（2016）等学者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展露和发展带来了新的产品从生产到交易的流程及方式，同时也极大的推动了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因为不仅是其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在短期内产生并带到了其衍生品的发展[5][6]。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各国代表团实现了对数字经济概念的统一认定：任何生产和交易行为，只要以互联网或移动通信技术为手段，通过电脑、手机等通信设备实现数字信息的传递，便视为数字经济活动①[7]。康伟、姜宝（2018）认为数字经济是运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有效提供生产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经济活动[8]。孙文静（2019）将对数字化知识和技术以及对数字化信息的使用情况定义为数字经济所具有的特点[9]。孙杰（2020）在文章中指出数字经济是作为一个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而存在的，即具有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又能提升生产效率[10]。
2.2.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的研究
国外，最早关于对数字经济构建指标体系与测度的研究可追溯到上1960由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理论以及波拉特在其基础上的划分产生的信息经济部门[11-13]。在机构中，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指标体系有在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产业的测算和国际比较中非常成熟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准备度指数和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的ICT发展指数，还有相对客观全面的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经合组织、美国商务部、国际电信联盟、赛迪咨询公司也从不同角度衡量了数字经济[21-23]。学者们也拥有清晰的研究路线，更加深入和细化研究内容[14-16]，代表性研究包括Balcerzak&Pietrzak（2017）、Zhang和Jiao（2017）、Fan和Wu（2020）、Wu和Zhang（2020）[17-20]。我国很多机构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指标体系，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三华集团、财信智库和赛迪顾问公司和四川德阳等机构也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并给出了相关的指标体系[53-54]。有些地区也很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像苏州、上海、浙江、广西和其他省市根据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的现实状况，构建了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来研究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国内的学者及研究机构之间对于数字经济的测度与评价采取的方法有一定的差距[24-27]。一是徐晓林等（2004）立足于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的互动，构建电子政、电子民主和政府电子商务综合治理体系来定性分析数字治理能力[28]。陈雄涛（2017）立足于“新经济”构建了指标体系[29]。万晓榆（2019）在传统的数字经济发展效应指标中添加了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知识型人才，构建了数字经济定性评价指标体系[30]，以及吴翌琳（2019）和范合君（2020）等都也从多角度多指标定性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特性等[31-32]。二是定量计算的角度出发，主要是通过采用TOPSIS法、效能评分法以及熵权法等主流测度模型来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具体的，康铁祥（2008）、谢康等（2012）、许宪春等（2020）则通过对相关行业进行划及各增加值的测算来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分析[33-36]。具体的丁川（2020）以中国的31各省份为研究主体测度了数字经济在经济的投入、发展和信息等5视角下的具体指标得分以期研究期发展特征[37]。梁秋霞等（2021）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融合应用4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测度与分析对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进行了测度[38]。高燕等（2021）基于供需视角，来测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企业数字应用需求、政务数字应用需求、数字消费与投资需求、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数字资本供给以及数字产品或服务供给6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体系[39]。
第三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11
3.1.指标体系的设计..............................11
3.2.测度方法说明.....................16
第四章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分析...................22
4.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位序-规模特征.....................22
4.2.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程度...............................27
第五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58
5.1.中国数字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58
5.2.指标的选取和处理............................60
第五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中国数字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
如图5-1，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产业发展情况等内部因素，直接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外部因素。
格局产生间接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最基本的人口、土地、物质和资本等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外生的技术进步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变革是一种内在力量，强调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投资等。然后，新制度学派提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成为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数字技术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数字经济迅速蔓延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角落[80-82]。因此，数字经济的增长不仅受到自然资源、要素投入、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具有互联互通、共享的特点，空间因素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除了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厦门特别行政区）的数字经济构建的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并分析各省份间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并据此计算结果，釆用位序规模、泰尔指数及分解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科学测算与分解，并运用位序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