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笔者认为实现贵州省总体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的融合发展，贵州应在全省范围内规划布局，通过大都市优先发展，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带动周边相对滞后地区，或是相互之间进行联动以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大都市区和城镇发展轴，增加地区经济辐射从而更好地组成层次科学、集聚合理的有机系统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1 绪论
1.1 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期望新要求。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镇、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城镇化。在过去35年中国的创纪录增长中，超过7亿人口脱离贫困，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快速转型。在两次农民工潮下，乡村地区大量劳动力流向利润更高效率更大的工业部门，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为其城市基础建设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茁壮发展的土壤。从1978年不到20%的城镇化率，中国截至第7次人口普查实现了超60%的城镇化率，且在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之下，中国还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贫民窟或是失业潮等“副作用”，其成绩令世界瞩目。但不能忽视的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具体来看，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当前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并不相符；早期城镇的快速扩张使得土地规划缺乏长期考量，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在乡村地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盲目转化为建筑用地过程中尤其突出；大量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平均利润率降低的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生活中的结构性生存压力、返乡不畅，同时乡村地区劳动力缺失致使农民偏向粗放式、牺牲环境式的农作行为。种种方面都表现出要有高质量健康、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都需要区域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社区的互促互进。因此，中国提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新型城镇化，走一条节约低碳、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可持续道路，而如何管理下一波城镇化，是中国成功实现发展目标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突出表现在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一方面，人口不断由农村流入城市，并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实现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区规模持续扩大，居住区与基础设施铺开建设，表现为大规模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不断转变为建设用地。统计数据显示，以城镇常住人口为衡量标准的人口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上升至 2021 年的64.72%，年均提高 1.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市建成区面积也已经从 2000 年的 162.21万公顷持续增加至 2021 年的 607.21万公顷，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十分显著。不可否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王国刚，2010），但也带来了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与“候鸟式”迁徙并存以及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探索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并强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其中，就地城镇化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视。
1.2 文献综述
城镇化通过人口增长、土地扩张等方式对乡村农业产生压力，具体表现为人口增长从而造成的粮食等农作物需求上升，从而影响乡村农业种植规模和行为，同时土地扩张使得农村规划混乱，降低了农村的土地使用效率，进而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不高，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等。但乡村污染仍受农民自身施肥行为，当地污染治理政策和污染处理设施，当地生态容纳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将两者以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呢研究，意为两者具有相互影响关系，通过研究测算从而帮助政府实现两者的积极互促关系。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最早于1997年关注乡村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周启星等（1997）学者经测量分析发现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多种水质参数与乡村城镇化后人口总数成一元线性显著相关。其后学界一直对该领域保持关注，并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后加以重视。尤其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生态农业后，围绕乡村旅游、乡村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主题的研究硕果颇丰。较为代表地，柯珍堂（2010）认为带动农村城镇化的最佳手段之一是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有助于解决“三农”核心中农民收入低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打造原生态“乡村旅游”能够针对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改进农村产业结构。龙花楼（2013）发现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中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援驱动力发生变化，导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从而聚焦于产业发展集聚、农民住宅和资源集约利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进而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减少阻碍。进一步地，针对西部地区，其乡村承受着过度资源开发和污染转移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实要求美丽乡村建设应在生态经济建设上加以创新，提高环境经济决策能力并建立绿色GDP考核机制（和沁，2013）。可以看出，在中国可持续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密不可分，城镇化要实现更科学和可持续地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动力必须依靠乡村，而乡村也在生态和经济多方面情况下受城镇发展的影响，自身也需要向现代化、城镇化的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前进。而在乡村与城镇携手共进的过程中，乡村生态环境在城镇化建设中所受影响及其本身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2 乡村生态环境评价基础研究
2.1 理论基础
2.1.1 “虚拟土地”理论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有限，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土地作为农业资源的核心，只有寻求其合理利用，才能缓解土地资源短缺的压力，实现区域土地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保障本地区的生态安全（曹冲等，2019；强文丽等，2013）。对于同一种产品而言，由于不同地区其资源禀赋的差异，产品直接使用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也不相同，导致不同地区产品的单位产量有很大差异。因此，如何定量核算中国现有土地资源，高效的利用现有土地，确保土地的合理利用成为影响当下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Allan等人为研究隐含资源定量化问题首次提出虚拟水概念，为人们定量化计算基础性资源提供了参考。集成该隐含资源量化逻辑，罗贞礼等（2004）提出“虚拟土地”概念。在虚拟水和虚拟土地中运用的隐含资源量化和压力测量理念以人类生存需求为出发点，根据人类需求构建所需的基础资源量，进而与实际资源保有量进行对比，从而对资源环境压力进行压力。虚拟土地主要表现出非真实性、社会交易性、便捷性三种属性（刘红梅等，2007）。通过“虚拟资源”的测算，实现了人类需求与自然资源的链接，使得自然资源压力能够基于最基本的人类生存需求进行体现，且排除了市场波动等带来的不定因素，避免了虚高或虚低的情况，而这正是本文所需要的。
2.2 不同新型城镇化方式与乡村生态环境的互馈影响
从地域上来看，城镇与乡村处于同一区域内，且该结论随着区域的放宽而愈发明确和显著，这也正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起始点。图2-1描绘了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机制模型，在该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体现在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互上。在左侧系统中，资源与能源流入人口、企业和交通等单元内被消耗，人口、企业和交通等单位利用资源与能源实现了发展，具体表现为人口扩张和人口素质上升、企业发展运行和基础交通设施建设等等，进而抽象概括为人口、就地和土地三种城镇化方式和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上，城镇由于其人口基数和活动密度与乡村人口形成了巨大悬殊，因而主要体现为城镇化的三种方式。右侧为污染输出系统，其主要包括人为降解和自然净化两大部分，生态系统承担了自然净化的职能，而人为降解则主要是指公共设施对于垃圾分类处理、污水排放处理、废弃排放处理等等。典型例子是交通运输系统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大部分交通来源于建筑业和工业等部门，这些部门也正是城市扩张的重要部门。而乡村是承担自然净化的生态系统的主要所在地，同时乡村环境生态还扮演着农业生产的基础角色，因此右侧主要体现在乡村环境生态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在此过程中，技术因子能够起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以及绿色技术带来的清洁能源使用、低污染排放设施等诸多功能，在两者中起到调控作用。具体而言，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环境的互馈影响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其中负向互馈影响可以分解为胁迫和约束两种方式。
3 研究区域概况.................................. 21
3.1 自然地理概况 ................................... 21
3.1.1 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 21
3.1.2 土壤植被及河流水系 ........................... 21
4 贵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环境综合评价 ................................. 27
4.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 27
4.1.1 数据来源 .................................... 27
4.1.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生态评价体系构建 ........................... 27
5 贵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生态生态耦合协调度分析 ........................ 35
5.1模型设定 ................................. 35
5.1.1 耦合度计算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