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运用 DEA 方法中的 SBM 模型对 2011-2018 年甘肃省 58 个连片特困地区县的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旅游扶贫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地，用 Tobit 模型实证检验了甘肃省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摆脱贫困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难题，如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探索贫困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实现了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减贫目标。通过脱贫攻坚战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2020 年 11 月 23日，随着贵州省 9 个县宣布脱贫，全国 832 个贫困县实现全部脱贫摘帽。2021年 2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然而，贫困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概念，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在后脱贫时代，中国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需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不断探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缓解相对贫困的有效之策。
70 多年的中国扶贫实践经历了从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演进和创新。中国扶贫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多元化主体参与和综合性扶贫措施实施，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其借助市场的激励约束力量，实现贫困地区增长减贫与贫困人口内生脱贫。旅游扶贫是一种特色的产业扶贫方式，在国家层面被推行为一种重要的扶贫手段。近年来，我国在农村贫困地区大力实施旅游扶贫战略，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脱贫攻坚战的打赢离不开旅游扶贫的助力。展望未来，旅游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仍将发挥积极的长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自精准扶贫方略提出以来，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程度和效率成为现实之需。在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过程中，旅游扶贫效率作为衡量旅游扶贫效应发挥程度的重要指标受到广泛关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贫困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现象，减贫研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演进创新。随着全球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在 20 世纪中期，旅游减贫开始得到实践者关注（Harrison，2008）[1]，同时国际学术界对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视也日益凸显（Zeng 和 Ryan，2012）[2]。国外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旅游扶贫的概念、效果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
1. 旅游扶贫的概念
PPT 是国际旅游扶贫的主要理念，由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于 1999 年提出，强调旅游发展方式应有利于减贫。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净收益得到增加，生活质量和水平得以提高（Schilcher，2007）[3]。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于 2002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T-EP）的概念（Sofield 等，2004；The United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2002）[4][5]，强调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关注伴随而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PPT 和 ST-EP 的基本理念一致，但与 PPT 相比，ST-EP 更强调通过可持续旅游来减贫，即用长远的眼光发展旅游，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传统，给予贫困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
2. 旅游扶贫效果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发展是否促进减贫这一问题，主要分为有用论、无用论和环境决定论三种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旅游业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旅游发展为贫困人口收入和就业两方面的发展机会，并且其经济利益可以通过“涓滴效应”自发地惠及贫困人口，因此有利于减贫（Scheyvens，2011）[6]。此外，旅游扶贫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会带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文化传承和提高居民素质等明显的非经济利益（Muchapondwa 和 Stage，2013）[7]。Odhiambo 和 Zyl（2012）利用南非 1980-2009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业发展促进了该国的贫困减缓[8]。
第二类观点认为旅游业发展并没有实现贫困减缓。旅游发展并非总是对减贫产生积极作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投资挤出和抑制传统行业等原因，旅游发展可能会对缓解相对贫困有不利影响。从利益分配不均来看，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贫困人口获益不明显，可能会扩大收入差距，带来贫困恶化（Kim等，2005；Marcouller 等，2004）[9][10]。从投资挤出效应来看，由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旅游业动力不足，极度依赖外部投资，这会导致旅游收入大规模回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福利减少（Mowforth 等，2003）[11]。从传统行业抑制效应来看，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促进了其他关联行业获得发展，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工资上涨等原因，传统行业可能会受到抑制，而贫困人口如果仅仅通过传统行业获得收入，他们的经济状况会受到不利影响（Blake 等，2008）[12]。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是国际上广泛推行的反贫困手段，也是我国政府主导的主要扶贫方式之一。在我国，学者们对旅游扶贫概念的描述各有侧重，但大体上涵义一致，即通过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企业投资的“双轮驱动”，使旅游业逐渐成为区域性支柱产业，从而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贫困地区内生发展（丁焕峰，2004）[67]。在我国的脱贫攻坚阶段，旅游扶贫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层层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为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陈明，2020）[68]。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脱贫不脱政策，旅游扶贫在巩固脱贫成果和遏制返贫方面具有重要的潜藏价值，将在促进脱贫地区内生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旅游扶贫是指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通过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的多方面参与，发展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实体，以此改善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方式。
2.1.2 旅游扶贫效率
中国的扶贫实践不仅着眼于减贫数量，更注重于脱贫质量。加快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脱贫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汪三贵和曾小溪，2018）[69]。稳定脱贫是精准扶贫方略的逻辑延续，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胡原和曾维忠，2019）[70]。高质量的脱贫能够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真正形成内生动力，防止脱贫人口再次返贫（王汉杰等，2020）[71]。合理评估并提升扶贫质量对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斯丽娟和王超群，2020）[72]。旅游业发展对旅游扶贫地和贫困人口会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效应，有利于培育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能力，而旅游扶贫效率是衡量旅游扶贫绩效的重要指标，旅游扶贫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脱贫地区脱贫质量的提升。学者们通常用投入产出之比测度旅游扶贫效率（韩林芝等，2019）[73]，并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指旅游业整体发展情况和带动能力对当地扶贫效果的影响效率，纯技术效率指在技术和管理等因素作用下旅游扶贫的方式是否能产生最大的效益。规模效率侧重于生产规模的有效程度，指旅游业发展规模状况对当地扶贫效果的影响效率。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研究甘肃省 58 个连片特困地区县的旅游扶贫效率。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反贫困理论
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经济学家都对贫困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阐释。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领域中，1776 年，亚当·斯密（AdamSmith）阐述了“富国裕民”思想，通过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阐述劳动者陷入贫困的可能和冲破其束缚之策[81]。1798 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活资料增长存在结构性矛盾，人口的盲目增长和物质生活资料短缺必然导致贫困的产生[82]。1817 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基于劳动者工资制度与劳动人口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探究贫困的深层次内涵[83]。1819 年，西斯蒙第（Sismondi）认为贫困诞生的根源是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不均衡[84]。发展经济学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构建了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2019 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贫困问题，使得发展经济学在解释贫困问题时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85]。
1842 年，马克思通过深刻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思想，从理论层面提出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种贫困形态，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构建贫困理论研究整体架构，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得以开创[86]。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中国 70 多年的反贫困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创新必然带来理论创新，通过对脱贫攻坚的目标导向、根本保障和路径方法进行深刻阐释，形成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为核心的反贫困理论，其对指导中国解决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必将进一步为实践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唐任伍等，2020）[87]。
第三章 旅游扶贫现状与机制分析..................................17
3.1 我国旅游扶贫现状分析..........................................17
3.1.1 旅游扶贫政策演进..................
